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农民的儿子。
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最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们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作实为打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了农民已经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的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常常想回家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作天堂。经过最近二十几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一个群体而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很少将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们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
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而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着回去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够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只能领到一千多块钱。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就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有一年我在六月份回过一次家，在村里住了两个多礼拜，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几乎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
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们，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她们除了要忙地里的活，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吃点好东西。只有来了客人，才会想到买点肉吃。那些回到深圳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严重营养不良的面容……
农民的生活如此的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活状况是多么艰辛。我老想写一篇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叫做《咱们村里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个五百多人口的山村长大，却见证了许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乐平一家小煤窑着火，烧死了二十多人，我们乡死了七个，其中我们村有两个。这两个人当时只有三十几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煤窑烧起来以后，窑主立即把窑门封闭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更恶劣的事故，那些死难者就这样被捂在里面化为灰烬，家里人只能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妻儿老小都在艰难中度日。那次着火发生在元旦那天，我们村里那两位死难者都是12月31日赶到煤窑的，想挣点钱回家过年的，哪知道第二天就把命搭进去了。迫于生计，我们村里许多人不得不从事这种最危险的工作，有的人至今还年年去乐平的小煤窑挑煤。我每年春节回家见到他们都为他们能够活着回家过年而感到庆幸。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的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七十年代末，农村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镇上的水果摊并不少见，村里的小店也常常兼卖水果。我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一天只卖一头猪肉，而且只在集市上卖，现在稍大点的村子里就有个肉摊子。一个摊子一天卖上二三十斤肉没有问题。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虽然外装修饰色彩不调配，常常让我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钱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能盖的起楼房，靠种田是万万不可能的。
但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变化，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还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我在家乡见到过不少水灾，那些颗粒无收的灾民依然要向乡村两级组织交上各种费用。而他们所得到的救灾物资，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两斤面条。一个乡政府养着百十号人。湖北省某个镇，光是凭关系来的临时工就有四十八人，加上国家干部恐怕就有几百人之多，他们个个都是向农民要钱的。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呼吁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我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切实的是给他们起码的生存权利的问题。
农民的休闲时间，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文化消费。电视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的黑白电视，而且那些节目都是无聊透顶的。打麻将都是会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是很普遍的。
农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像出来的。能关灯尽量关，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那种光线让人昏昏欲睡。
这种昏昏欲睡的灯光正好暗合了中国农民的心境和命运。家里的兄弟们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赚些钱回来，县乡村三级的统筹提留款等等不要年年往上涨，家里能够盖起一栋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他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想。那种能够赚上很多钱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人，我们那一带极少，一般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两个这样能干的人。一般的农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愿望。
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非常清醒。他们谁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国之材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台，哪怕到乡政府做一个小喽罗也不可能——因为小喽罗也是体制中的人，而他是体制之外的人。他们长期处于欲说还休，大痛不言的状态。
最近几年，一批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不断就三农问题发出呼吁。“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也不断调整农村政策，宣布要不断给农民减税，还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很受鼓舞，但愿这是一个好兆头。
在我们农村，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有二十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山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现在在上海的就我一个（据我所知）。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份是一个农民能够想到的最大梦想。如果自己的子女能够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光荣。
弟弟考上大学，转成非农业户口之后，我的一个哥哥深有感触的对我的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了，不再是乡下人。我们的子女还是乡下人，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询问，各种收容搜查甚至拘留等等。
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审批。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的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小狗交流，还不如和人交流。如果收养农村的一个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够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不是更太平吗？我这话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要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
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农民自己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做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哪是局外人所能说的清楚的？农民别说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的不易，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是十分艰难。
所有的农民本能的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子女进城改变家庭的命运，不过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为力，也只能痛不欲生的仰天长嚎！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之后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回避心理。我却能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份：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角落里，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群体的原罪感。
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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