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font=宋体][size=3]菊与刀[attach]956536[/attach][/size][/font][font=宋体][size=3][/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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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作者：[/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美[/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鲁恩·本尼迪克特[/fon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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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font=Times New Roman] [/font][font=宋体]书籍简介：这是一本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著名的代表作。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对是否进攻日本本土、是否投放原子弹和占领日本后是否保留天皇，无法做出决断。因此委托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提供对日本政策的依据。由于承载着这样一目的—了解日本[/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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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Times New Roman][size=3]让我们一起随着作者一起去透视一下这个民族吧，这对我们两国的交往及未来各方面发展很有意义的……[/size][/font]
[font=Times New Roman][size=3][font=宋体]本书共分为[/font]17[font=宋体]节，分别为：[/font][/size]
[size=3] 1[font=宋体]《菊与刀》了解日本[/font]
2[font=宋体]《菊与刀》战争中的日本人[/font]
3[font=宋体]《菊与刀》各得其所[/font] [font=宋体]各安其分（[/font]1[font=宋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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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ont=宋体]《菊与刀》各得其所[/font] [font=宋体]各安其分（[/font]2[font=宋体]）[/font]
5[font=宋体]《菊与刀》明治维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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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ont=宋体]《菊与刀》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font]
7[font=宋体]《菊与刀》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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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size=3]8[font=宋体]《菊与刀》“情谊最难接受”[/font]
9[font=宋体]《菊与刀》洗刷罪名（[/font]1[font=宋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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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ont=宋体]《菊与刀》洗刷罪名（[/font]2[font=宋体]）[/font]
11 [font=宋体]《菊与刀》人情世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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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ont=宋体]《菊与刀》道德的困境（[/font]1[font=宋体]）[/font]
[/size][size=3]13[font=宋体]《菊与刀》道德的困境（[/font]2[font=宋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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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ont=宋体]《菊与刀》自我修养[/font]
15[font=宋体]《菊与刀》子女教育（[/font]1[font=宋体]）[/font]
16[font=宋体]《菊与刀》子女教育（[/font]2[font=宋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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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ont=宋体]《菊与刀》投降后的日本——————[/font][/size]
[size=3][font=宋体] （至此完。欢迎继续关注下一本对比小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官员戴季陶的《日本论》也许对比中更能看清日本民族）[/fon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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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深海飞鹰 于 2008-4-25 23:16 编辑 [/i]]
《菊与刀》第一节
美式研究法————了解日本⊙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
美国全力以赴进行的所有战争中，与日本的战争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在和其他国家打仗时，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来考虑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习惯上的差异。比如在1905年的美俄战争中，美国的对手就是一个在文化上不属于传统西方阵营、同时又很精锐的民族。西方人觉得，即使是在战时，也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符合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文化里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因而，美日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就不仅仅只是岛屿海滩的登陆行动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后勤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性”成了最核心的问题。要对付日本，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日本人的行动意图。
这其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日本打开紧闭的国门已有七十五年了，如今人们提及日本人时，仍对他们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等词句记忆犹新。这类词句极高的使用频率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任何一个严肃负责的人文社会学家，只要他不是日本人，在谈及其他民族时是不会一方面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同时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傲慢”；他也不会既说这个民族顽固不化，又说：“但是，他们也蛮适应激烈变革的”；同理，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命令；不会既说该民族忠诚、宽厚，又宣称：“但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不会既说他们勇敢无惧，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不会既说他们在做事时很照顾别人的感受，又说他们其实更关注自己潜意识里的思想；不会既讲他们规规矩矩遵守军队中的规则，又描述他们是如何不服管制，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如何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的顽固保守。任何一个严肃负责的观察家，只要他不是日本人，是不会在一本书渲染该民族如何崇尚美好的事物，如何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而在另一本书中却笔锋一转，大肆描述该民族是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了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这些矛盾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刀与菊便是这样一组矛盾。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的；是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的；是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的；是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的；是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的；是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的；是既勇敢而又懦怯的；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击倒。他们的士兵规规矩矩，但骨子里他们又生性叛逆。
既然了解日本人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就不能再对上述相关的令人烦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正等着我们解决。比如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不攻打日本本土，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哪些有用的信息?对日军和日本本土人民我们应采取哪种舆论策略，才能既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又消磨日本人那种顽固抵抗的意志?这些问题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日本通”也会众说纷纭。如果战争结束，为了保持世界和平，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吗?我们的部队是否准备要在日本深山老林中与那些疯狂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呢?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如果发生，谁将领导这次革*呢?如果没发生，那是否意味着日本民族只有等待灭亡?对这些问题的预测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组织要求我尽量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尽早弄清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那年夏初，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日反攻行动。在美国，许多人都认为对日战争可能还得持续三年，或许十年，或许更长时间。在日本，民众们则认为这次战争可能会成为百年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远呢！而日本官方的公报、媒体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坚信他们会是真正的胜利者。
然而，进入六月以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将欧洲战场放在军事优先考虑的地位，现在由于对德战争即将取得胜利，这种策略就显得不再那么必要了。在太平洋地区，美军部队已在塞班岛登陆，这将是一场预告日军大败的重要的战役。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军更是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决一死战。从以往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等地与日军的战役中，我们已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难对付的敌人。
因而，到了1944年6月，尽快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不仅要关心日本军事、外交方面的事情，还要关心她一段时间内的大政方针政策以及她对后方普通老百姓生活产生的舆论影响，对每一个细微的细节我们都必须仔细观察。日本正在全力以赴的进行战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不仅要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她的经济、军事实力，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对她本国国民的期望值，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处事模式；我们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撇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做？我们必须尽量从事件中超脱出来，不要觉得美国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做的事情，日本也会这么做。
我的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美日两国正在打仗，往往在战争中很容易诅咒和痛骂敌军，但要真正了解敌人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而这正是我进行研究的目的。核心问题是日本会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作“正值”，即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也就是不利条件来看待。对日本发动战争这个事件本身，我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文化问题来研究，而不是当作一个军事问题来看待。与在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人的特点。那么，日本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呢?看看日本的将领都在做些什么吧！他们在鼓舞士气、消除疑虑、激发潜能——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在战争中他们把什么视为最核心的资源？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了解日本人。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的研究造成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而这种调查方法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去日本，也无法寄宿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酸甜苦辣；我无法亲眼目睹他们作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当时唯一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的《须惠村》，但我们在1944年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在那本书里却还未涉及。
尽管困难很大，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却相信，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可以利用的，至少我可以利用最保险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民众进行直接接触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通过与他们交流，我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战争的，他们的观点给了我很多启示；我想，这种启示对每一个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其他的社会学家多是通过采用分析图书文献、历史事件、统计资料，及日文的报纸来从事日本研究的。但我深为确信，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更多是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的。因此，从生活在那种文化的人开始研究，收获可能会更大一些。
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不去查阅资料，也不意味着我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请教。通过大量阅读有关日本的文献以及倾听西方日本专家的意见，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初见成效。这些优势是那些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们所没有的，因为这些民族基本上没文字，不能用文字、笔墨来记录自我。而且，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风情的描述很少，即使有，也大都是浮光掠影。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意味着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层面。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有许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文献中有许多对现实生活细节详尽的描述：西方学者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的生活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了不少自身不寻常的心路历程的书。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描写、剖析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日常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宏伟的全球侵略计划，其露骨程度实在让人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述自己时经常会忽略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可能这些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了吧。就如同呼吸的空气，已经习而不察、视而不见了。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比较喜欢剖析自己的。
如同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采用的方法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也特别注意分析那些自己不太理解的东西。比如我要怎样才能理解议会演说中那一大堆罗列的概念?日本人为什么会对无足轻重的事咆哮不止，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听之任之？这种态度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地问自己，“这幅画卷的症结何在?”“要彻底了解日本文化，我必须了解什么?”
另外,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的影片资料: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等等。看过后我也和看过这些片子的日本人进行交流。与我不同，他们都是以日本人独特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的。当我被一些情节搞的迷惑不解时，他们却不会如此。而且，他们对剧情、动机的理解与我也不一样,他们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理解的。这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就有很大的差距。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乐于褒奖日本的风俗习惯，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受益更多。但他们所透露出的规范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却是一致的，不论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
如果只是直接从研究对象(普通老百姓)本身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也无非是重复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任何一名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工作仅仅如此的话，那他是不可能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的。正是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正是由于他们的某些特质，他们才有可能在进行一段认真的研究后，在这个人才辈出的人文领域崭露头角。
人类学家已对亚洲和大洋洲的其他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而日本文化中的一些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传统是极其相似的，比如有的是和马来西亚的相似，有的是和新几内亚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里尼西亚的相似。根据这些相似来推测古代的移民和相互接触情况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但我并认为文化研究的真正意义是要了解这种文化间的历史关联，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要用这类相似和差异来理解日本的生活方式。我对亚洲大陆的暹逻①（Siam）、缅甸和中国文化也多少有些了解，正是这些民族创造了亚洲博大精深的文化，因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常常把日本文化和这些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也反复强调这种文化比较是何等的有价值。一个部落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正式习俗与邻近部落相同，但却有可能有一小部分与周围任何民族都不相同，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异体现着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异最终决定着该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尽管他们在整体中所占的比率非常小。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共性的民族间的差异。
同时,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解决这一难题，人类学家必须改进研究技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遇到某种状况时，他们对这种情况寓意的理解是不同的。我自己就亲身体验过这种巨大差别。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我们会发现一些以血缘关系或金钱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而这几乎是连最具想象力的人类学家也无法设想的。面对这种情况，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这种习俗对在构建种族行为说的影响，以及这种习俗是如何世代相传下去的。
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也应该关注这种不同文化间差异、影响及其后果。人们都意识到了美日文化间根深蒂固的差异，甚至现在我们还出现了一种误导：认为凡是我们干的，日本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也相信这种说法，将这种差异简单地夸大，认为不同文化的民族根本不可能相互了解，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已充分证明，即使最离奇的差异也不会妨碍研究者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比起其他社会科学家来，人类学家应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利用，而不是当作“负值”来看待。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越是离奇，人类学者就应越加关注。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者不应只注意少数几个特别挑选出来的例子，而应该将面铺广，对他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的任何细节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一个未受过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在研究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时，往往会忽视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甚至人们对琐事的固有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他把太多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他不明白正是这些习惯和普遍接受的说法深层次地渗透了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它们的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对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琐事加以研究，因为一个部落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另一个部落看来可能就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人类学家如果要理解某一部落最恶的一面，或是某一部落中最胆怯的一面，或是在某些假想的情况下其他部落是如何应对、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如何理解那些日常习以为常的细节问题有关。人类学家必须认识到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并且也要懂得如何去发现和挖掘。
在研究日本文化时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人们只有高度重视一个民族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提出的理论前提的重大意义：不论是最原始部落还是最先进的开化民族，普通老百姓个人的处事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他们的行为是如何怪异、思想是如何的偏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往往总是与个人的经历有关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是有某些最平常的细节和琐事造成了这种奇特行为的产生。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小事中，我的研究就越容易出成果。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进步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的研究也是从这个理论前提开始的。即：许多看似孤立的行为之间其实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构成一个总体模式。一个人类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模式。在人类社会中，总还是存在着某些公认的价值观的，人们会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解决方法表示认同，这些便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理论基础。无论有多大困难，人们都试图把这些公认的处事方式融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个人的微观生活中按照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保持自身和大环境的和谐统一，为了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与整个大环境趋同，他们接受公认的动机和理性思维。一定程度的和谐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不复存在了。
因而，经济活动、家庭行为、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都相互啮合在一起。一个部门发生比其他部门更急剧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内部和谐一致的需要。在权力至上的前文字时代，人们追求权力的意愿不仅表现在与其他部落的经济交往当中，也同样表现在宗教仪式上。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字开始出现，教会在宗教领域仍然保持了很大的权力，但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教会逐步失去了权威。宗教仪式还是一样的，但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宗教仪式、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再是各自圈在自己的小池之中，而是溢过假想的堤防，互相交流、汇合，以至掺混而难以分开。事物间的真理就是这样：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散到经济、宗教、性生活、以至婴儿抚育等更多的领域，就越能探究他所研究的领域中的真理，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一个理论前提并搜集资料加以论证，就越能学会把任何民族的任何政治、经济、道德的要求都理解为这是他们个人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一本探讨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书。它试图通过描述日本人的活动来揭示他们表露自我的一些动机和设想。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在二十世纪我们有很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有许多合混偏激的概念在头脑中，不仅对日本民族的形成，而且对美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原因，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为俄罗斯民族等问题均是如此。各国之间由于缺乏了解而彼此误解。有时，纠纷仅仅是细微的毫厘之差，我们却担心是无法调解的分歧。而当一个民族整个经验、价值体系和思想上与我们的设想截然相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时，我们却侈谈共同的目标。我们根本没有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我们不能完全指望、相信各个民族自己关于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在努力描述他们自己的民族，但这有一定难度。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所采用的视角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的。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当然，任何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帝安排好的。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自己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自己会分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睛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就会通过特定的技术来检查眼镜的度数。无疑，将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提供类似眼科大夫那样的服务。
这项工作，即要求大夫具备坚强的意志和某种硬心肠，又要求他们持有宽容心态。一些善意人士有时指责所谓的强硬心肠人们。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坚信并且向全世界各地人们灌输这种信念：即“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凡是人，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却不理解，为什么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这帮软心肠的先生们有时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若不然，国际亲善主义就无从建立。但是强迫他人接受这种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单一性，就好比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就未免太荒谬了。而硬心肠的人认为差别必须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确立一个能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而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是如此。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此种人生态度的滋长的想法都无疑是荒谬的，因为这类研究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文化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②。同样，软心肠的先生们也无需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使之停滞静止。英国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是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丧失其英国色彩和性质，相反，正是由于差异和不同才使民族情节能够世代相传。
对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宽容心。只有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的人，才会有超乎寻常的宽容。只有这样，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蓬勃发展。这些人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决不是执狂。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样，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决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把自身置于愉快和丰实的体验之外。他们是如此保守，以至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能要求其他民族采纳并接受他们的特殊方式。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一切民族接受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信条。但是，其他民族是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的，这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单腿站立方式休息一样。
因此，这是一本阐述日本习惯的书：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应该是什么样的，或是说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就是什么样的。它将谈及日本人在哪些情况下希望能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希望；他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都有哪些原则、要求等等。本书所论述的事项，要说最理想的论据，恐怕就是那些平凡的街头巷尾形形色色的清谈者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会亲自置身于书中提及的那些特殊情况，但他们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如何。之所以这样进行研究，目的是要勾勒出日本人灵魂深处指导他们思考、行动的态度。也许最终这本书都不能完全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此书追求的目标。
研究者在研究中很快就会发现，对一些现象的研究，即使再增加更多的材料，也不能保证它的确凿性。譬如，一个人应在何时向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每个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常识问题，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说清楚，只要有几个例证就行了，没有必要通过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获得一致的结论。
而如果研究者想弄清楚影响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理论前提条件，他的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工作艰巨得多。人们迫切需要明白的是，这些公认的习俗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赖以观察现实的镜片的；他们必须阐述日本人的理念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同时他还必须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得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参照物和标准就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普通日本人的代称了：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何况在他看来，为了能让美国人理解而写的那些解释无疑是过分的累赘。
目前，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理论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理念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他们的研究方法大都是统计法，他们通过对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想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对舆论进行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抽样调查，这种科学的方法现在美国已发展成完善的体系。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具体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或是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破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并且认为它的存在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通过这种调查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还不太了解的情况。要想了解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对这个国家国民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辅以投票的方式才能有效。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们对国家本身抱有什么样的理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清楚了他们头脑中国家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种利益集团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公众对政府所持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更具普遍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一种凶恶的东西，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对美国人来说，除了战时状态外，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民间事业职员的地位要高。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别悬殊巨大，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大不相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国家观，以及这种观点是如何反映在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对成功者的评论上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庆祝民族节日的词曲中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发现日本人的国家观。
在研究选举时，我们往往会精确地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同理，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她的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什么差别的话，并理解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觉得那些原本很怪异的日本人还是那么离谱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把原本很急剧的变化看作是和系统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能试着分析原委了。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会发现那些原本觉得怪异词句和概念，现在却一跃而变为具有重大含义、且充满情感的东西了。他们的道德观、罪恶观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既包含了日本人长处也包括日本人不足的，日本人自己的。
《菊与刀》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日式思维与行动，警醒美国人
⊙在战争中，日本人认为救助受难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撤退的时候军医甚至会先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让他们用手榴弹自杀。在我们看来，日本人对同胞简直犯了虐待罪。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对战争的独特看法，不管这些看法间的差别有多大，其中还是有一些在西方国家看来都是相同的。例如，当吹起号角的时候就是在动员大家要全民皆兵了；当局部战役失败后往往要鼓舞士兵的士气；当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到一定比率时就应该考虑投降；以及和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国家作战时，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应遵循哪些公认的行动规则等等。
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与西方人的真正不同在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看法。在系统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及其行为时，我们不必过多考虑他们关于战争的观点与传统西方的战争观点之间的差别，尽管其中的某些差别可能会影射出日本人的性格特点，而或许这个特点正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同理，我们也不必特别考虑这种差别在军事层面上是否重要。
日本人评判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与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不同。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认为是日本、意大利、德国三国的非法入侵破坏了国际和平。美国认为：当轴心国占领了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推行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他们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公认的国际准则、或者至少是侵犯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而日本对战争的看法却是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日本国内已经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立了公路、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设施。据日本官方数字统计，日本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青少年都接受了义务教育。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帮落后的友邻之邦中国一把了。同时，又由于“大东亚”各国同属一个人种，因而日本应该首先把美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然后再来收拾英国、俄国，让他们“滚回到他们该呆着的地方去”。各国都是国际等级结构中的一环，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谈谈这种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所具备的深层次的含义，这种等级思想是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然而，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非也这么想，这可能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即使战败后，日本仍认为从道德角度讲不应该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另外，日本战俘，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也很少指责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继续继承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等级制思想的信仰和崇拜。对崇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思想可能是陌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必须清楚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等级制在凝聚日本民族时起了哪些积极作用。
同理，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也与美国一直所理解的不同。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宣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事实力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根本不应放在心上。人们可以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看出一些苗头。《每日新闻》上经常会刊登这样的句子：“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即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家、高级统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在美军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战役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自然的托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借口。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中，这个信条一直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了。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
当然，像其他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其实也很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国民总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了军备，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总收入将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军事装备上。有关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由此可见，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的不关心。但是，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美国一贯注重实力，而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独特的思想基础。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质当然也必不可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易逝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万年不变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赤裸裸地体现在了战争之中。在日军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格言：“以我们精锐的士兵来对付敌军武器装备的优势，以我们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坚枪利炮。”这就是军队传统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定做的，日军部队手册的第一页就用粗体字印着“阅读必胜”四个字。日军的飞行员可以驾着战斗机以“赶死”的方式冲向我们的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信条的活生生的例子。日军把这支力量称为“神风特攻队”。之所以叫做“神风”是处于这样一个典故：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他的船队在驶向日本的途中因遇飓风而全军覆没，是这次“神风”挽救了日本。
日本的精英阶层即使对民间也崇拜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个小时，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声称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一般老百姓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而又极其缺乏的粮食。他们说：“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现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但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看待体力的标准，总是看昨天是否达到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合理；是不是寒冷，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贮存体力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至上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存在精神可以战胜生理上的死亡的例子。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飞行员战胜死亡的故事。“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都是三、四架一组地飞回机场。大尉是最先回来的一批。他从自己的飞机上走下来，然后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沉着。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后，他写了报告。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察，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上有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是不可能如此冰冷。而大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所以，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正是这个大尉的强烈责任感才使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并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美国人肯定会觉得这个故事编造得太荒诞。然而，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则广播却并不感到好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一点——即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也是可以训练的。这位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崇高的精神可以永恒”，那为什么这种精神就不能在这位责任感极强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一个人的精神能够达到最高境界。大尉通过训练已达到了这种境界。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的行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不开化民族的托词，或者是被欺骗者的幼稚幻想。但是那么，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难以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通过大肆的宣扬和特殊的训练，一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已深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信条并不仅仅只是某些怪癖的体现。只有当美国人了解了这些后，他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战败时会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承认“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真是幻想”的内在含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日本人的“光有精神是不够的”的论断时，我们知道这是通过在战场上、在工厂中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的过程中而得出的结论。就像日本人在战败后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感觉行事的”。
日本人关于在战争期间等级制的必要性的看法、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理念以及对其他事情的看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进行研究提供了素材。他们不断宣扬安全、士气等问题只不过是为了预警而事先准备问题。不论遇到什么灾难，城市的空袭也好，塞班岛的溃败也好，菲律宾的失守也好，政府总是对日本老百姓说：这些是早在我们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收音机仍播着冗长的文字，希望日本人继续坚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全都预计到的世界之中。“美军占领了基什加岛(Kiska)，从而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国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充分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早就预料到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战败的人也认为，轰炸不可能完全摧毁日本本土，“因为他们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大型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中发表讲话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上空了。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们飞机制造业的全体成员早就预料到了此事，并对此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因而，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有假想成“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已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日本人才能继续大肆宣扬说一切都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没有任何人将任何事强加给了他们。“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被动挨打了，而应该认为是我们自己主动地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日本人会说：“敌人啊，你要进攻就来吧。”他们决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了。我们欢迎它们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870年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格言说：“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撞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诡秘地说：敌人的行动正中我下怀……”“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就陷落了。马尼拉的沦陷可能事先已被山下将军料到了，因而事态的发展是与将军的部署一致的。山下将军的作战目标正在一点一点的实现。”这也就是说，马尼拉的溃败帮了山下将军的大忙。
和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他们往往走向另一极端。美国人之所以要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是因为他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美国军方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事件时，决不会对普通士兵说：“这些都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反之，美国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故意挑起的，我们只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美国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世界，因而他们时刻准备迎接挑战。而日本人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东西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不必感到害怕。真正使他们感到受到威胁的是那些未曾料到的状况。
日本人在作战时经常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也显示了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他们会经常说：“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着我们呢！”因而，在作战过程中他们必须将日本精神发扬光大。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必须体现出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对其官兵的指示是：“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上级命令你们弃舰时，所有海员必须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将遭世人之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的。”日本人非常在乎他们给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注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到底真正拥有多大权力呢?一些研究日本的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其实在日本七百余年封建统治中，天皇不过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木偶。每个平民首先最应该效忠的就是他的庄园主，即“大名”；其次，他还要对将军和大元帅尽忠。对每个平民来说，天皇就如同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离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远了。天皇深居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之中，他的个人活动和各种仪式也都要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这些规章制度是由军事大元帅制定的。如果一个等级很高的封建诸侯表示对天皇敬意，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被审判。对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如同不存在一样。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只有从日本的历史上寻求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日本。因为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能够立即被人们接受，并最终成为凝聚日本这个保守民族的力量呢？美国学者还认为：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久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其实是太夸张了，他们越这么说，就越证明他们论据的脆弱性。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必要去削弱天皇。恰恰相反，对日本近来编造出的那种邪恶的纳粹元首理念，我们才应该给予坚决的回击。天皇是当代日本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那么，整个日本的价值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干的美国人，在他们读了来自前线的一些材料或日本媒体方面的报道后，往往会对上面的观点持相反的意见。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会比用言语诋毁天皇，或对天皇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更刺痛日本人的心、激起他们斗争的士气了。这些人非常清楚，日本人决不会把对攻击天皇看作是对军国主义的攻击。一战后，当“德谟克拉西”①（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民主”）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时，当军国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士兵去东京的街头都要换上便服时，日本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仍旧是那么的狂热。但一些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指出：不能将日本人的这种对天皇的崇拜与德国的“盲目崇拜希特勒”混为一谈，后者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日本俘虏的口供中找到类似的观点。与西方的军人不同，日本战俘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在被俘后他们往往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因此，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杂乱无章的。这种现象可能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有关。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这种状况还是没有改变。即使有一些改变，那也只限于特定的军团和地方部队。我们应特别重视这些战俘的口供，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日本军人的意见。除了极少数是因受伤或失去知觉无力抵抗而被俘的以外，几乎所有的这些战俘都不是因士气低落而主动投降的。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对他们的口供进行认真的研究。
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与天皇联系了起来。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天皇的意志”，是为了“让天皇放心”，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是天皇的旨意，作为臣民我们只能遵守”。然而，那些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思想归功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讨厌战争的人称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天皇”，他们说天皇“一直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直都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里事件时，天皇就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和未被天皇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因而也不会允许他的国民参战。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们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的完全不同。不论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行为表示如何的不满，他们仍然认为希特勒是挑起战争、发动战争最大的唆使者。而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及极端的战争侵略政策是两回事。
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根本难以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谴责。“人们不会觉得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天皇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即使日本战败了，所有的日本国民仍然会继续崇拜天皇。”
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是人就免不了会受别人的怀疑和批判。因而他们对日本国民对天皇的顶礼摩拜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即使在日本战败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态度和看法仍然没有改变。经验丰富的审讯官都觉得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记上都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字样，因为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和盟军有过合作、并帮助过盟军对日军进行颠覆的人。在所有审讯战俘的口供中，只有三份不同程度上表示过对天皇的反对意见。一份比较露骨的提到：“保留天皇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第三份则只是提到：“如果天皇将皇位让给皇太子，而在皇太子执政期间废除了君主制的话，那么日本青年妇女就会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一样得到解放了。”
因而，当日军将领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时、当他们在天皇生日那天率领部下向东方三拜并高呼“万岁”时，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举国上下对天皇的崇敬。在“部队日夜受到敌军轰炸时”，日本将领们会带领部下一起早晚共吟天皇亲自在“诏书”中向军人颁赐的“圣旨”，“朗朗诵声在树林中徐徐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用尽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之情。他们号召所有官兵要以对天皇的敬爱之情来“实现天皇的愿望”、“消除天皇的困扰”，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的尊崇却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只要天皇下令，即使只有一根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日本人就会马上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连最彪勇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不另外。”“只有天皇的诏书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这一事实，并为了战后家园的重建而继续生活下去。”
日本人对天皇是毫无保留的无限忠诚的，而对其他的人和团队又是无比的吹毛求疵，这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是日本的报纸、期刊杂志还是其他战俘的供词中，都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评意见。战俘们公开指责那些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对那些自己坐着飞机撤离，而让士兵们自己抵抗到底的指挥官，日本战俘们更是深恶痛绝。一般来说，战俘们对有的军官赞赏有加，而对另一些军官却严厉谴责。这说明日本人并不是缺乏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即使日本本土的报纸、杂志也有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指责，他们要求更强有力的政府、更高效的组织协调部门。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了言论自由。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一些报纸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政党头目和皇家顾问联盟的相关领导人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东京一家报纸对此次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唤醒国民良知的办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言论自由。这么多年来，日本国民都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讲了些什么后会受到责怪。他们疑心很重，往往只是表面应付，做事缺乏气魄。这样，还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可谈？”另一位发言者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进行座谈，问他们对好多事情的意见，可他们就是唯唯诺诺不肯开口。当人的言论自由都没有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刺激人们战斗的意志呢？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日本国民的言行深受限制。因而他们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唯唯诺诺、胆小如鼠。内在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也批评政府、军部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没有全盘地盲目地接受等级制的一切规则。然而，在对待天皇这个问题上却除外，天皇不会受批判。直到近代，天皇的至高无上性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他会如此受到人们尊重呢?日本人的性格中的什么因素会使天皇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呢?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同样，只要昭令一下，日本人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的事实，接受占领。这种看似滑稽的现象是会将我们的研究引入歧图呢？还是会指引我们寻找真理？
日本人的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前线军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都有反物质主义的倾向，对天皇都虔诚崇拜。其中有些关于战争的看法深深影响了日军的战斗风格，比如只要取得胜利，不会考虑牺牲的人数。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危机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媒体的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国官方认为，之所以授予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勋章并不是因为他使日军开始考虑要不要卷入冲突。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正是在尼米兹公报上所确认的。美国觉得：授予麦肯因将军勋章是因为他成功挽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了基地。这篇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件真人真事，而不是虚构的。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但是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美国，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被授予勋章。”
一次次的救援行动，一批批对落难者的救援物资都让美国人深深地感动。对美国人来说，“雪中送炭”不仅仅只是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日本人所理解的英勇是排斥这类救援行动的。他们甚至将美国人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称作“懦夫行为”。日本的报纸、广播不断地谈论着这个话题，只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才是最高尚的，小心谨慎、提前预防是无价值的。这种指导思想在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医疗用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量都将是一个问题，而要治疗这些伤员简直就是在浪费资源。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致使本来就很少的医疗服务变成了空谈。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在这里，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士兵往往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我们这样对病者的治疗实际上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这就好比要在轰炸机上安上安全设备一样。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的关注和怜悯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关于这一点，即使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常常谈论到。这种对弱者的关照对日本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在战争中，日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最及时的抢救；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对医疗药品补给就更不用说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为了避免麻烦，干脆把伤病员干掉了。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由于欠缺考虑，日军往往在伤病员还没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在敌人就要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日军医院的负责人才开始执行所谓“撤退计划”。其实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临走时先将伤员全部杀掉，或是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可以用处理废品的方式来对待本国的伤病员，那么他们对待美军战俘的态度显然也不会好到哪去。依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不仅对美国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W.Glattly)讲述他自己的战俘经历时说，在他被监禁在台湾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要比日军好。在俘虏营中，盟军的军医经常照顾盟军的战俘，而日军却几乎连一个军医都没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给日军战俘看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后来变成了一个巡官。那个巡官说他自己一年也就只见过军医一、两次。
比日本这种不计较伤亡人数思想更极端的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后，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很光荣，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会很快通报给他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平民，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愧对家族的地方。然而，日本人却不这么想。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军进行自杀性的冲锋。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如果日本士兵由于受伤或丧失知觉而作了俘虏，那他就“再也没法在日本抬头做人了”。他丧失了名誉，那个以前的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军规中有上述的规定，但在前线却显然没必要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着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独自来或两、三个人结伴来“投降”的情况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里，有个公认的原则是如果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这个仗就不值得再打下去了。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日军在霍兰迪亚(Hollandia)第一次大规模投降中，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比起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
所以，在日本人看来，那些美国战俘光是投降这件事就够让人觉得可耻的了。即使没有受伤、或得疟疾、赤痢等病，也已经是个“废物”，没有资格在被称为“完人”了。许多美国战俘都坦言，在俘虏营里大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会极大地刺激看守。在日本人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比做战俘更让人感到可耻了，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个，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另外，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一些命令，也是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日本看守们必须遵守的。在夜间集合或是乘坐拥挤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看守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尽管日本哨兵只是要求美国战俘不要公开违抗规定，要他们慢慢学会如何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可美国战俘还是觉得哨兵的管制太严。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规定是禁止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不让上头发现就行了。但是，一旦被发现，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就意味着是在向日本哨兵的权威挑战。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只是“顶顶嘴”，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是很讨厌顶嘴的，在军队中对顶嘴的惩罚更加严格。由于文化习惯不同，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在俘虏营中，对于“恶迹”和“叛逆”只能是严惩不怠。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很多日本士兵深信：一旦被捕，敌军肯定会虐待战俘，甚至会把他们杀死。所以大家更加觉得作战俘是可耻的了。在日本国内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说美军的坦克都是从在瓜岛战役中投降的战俘的尸体上碾过的。也有一些日兵打算投降，但美军很怀疑，为安全起见就把他们都杀了，这种做法却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一个视死如归的日军最大的骄傲就是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即使在被俘后他们也会这么干。就像一个日本战俘所说的那样：“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临死前不能作出什么壮举那才是奇耻大辱呢。”正是这种思想才使美军倍加警惕，也使日军不愿投降。
投降是可耻的，这一思想已在日本人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战争惯例有所差异，而日本人却视为理所当然。同样，我们的一些行为在他们眼里也不可理解。他们非常吃惊的说，居然会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至少，日本兵没有想到在巴丹半岛战役中美军会向他们投降，因为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奋战到底呢！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被俘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西方兵和日本兵之间在行为上最戏剧性的差别，是日军在被俘后竟会与盟军合作。日军不知道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应该怎么办。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已没有什么名誉可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说：不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国。还有一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们规定不许这么做的话，那我就要做一个模范战俘。”事实上，他们比模范战俘表现得还要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还为美军写宣传品，甚至还与美国飞行员同乘一辆轰炸机去攻打军事目标，好像他们的生命又开始了崭新的一页。虽然现在生活的内容与过去完全不同，但他们此时的信念却与过去同样坚定。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战俘都是如此。也有少数坚硬不摧的人。而且，对这些顽固不化的人来说，不论最后结果怎样，在一开始就必须先给他们一些好处。因而，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从不接受日本人主动提出的帮助。甚至在某些战俘营，美军根本不打算要利用任何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帮助。在那些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必须首先通过调查消除原本的顾虑，随后慢慢在对日本战俘有好感的基础上建立对他们的信任感。
美国人并未期望每个战俘都会做出这样180度的大转弯，因为这和美军对日本战俘的认知不符。但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是：一旦选定了一条路就全力以赴去做，如果失败了，就很自然地再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他们这种行为方式对我们管理战后的日本人有什么启发？还是说只是个别被俘士兵身上出现的特殊情况?就像日本人在战时的其他特殊行为一样，战后它们引起了我们对日本人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它们不仅涉及到日本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各种机制运行的方式，还涉及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
《菊与刀》第三节
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1——————发动战争、侵略别国，日本人的理由
⊙对发动战争、侵略别国，日本人的理由是：他们在建立国际等级新秩序。当然理想的等级秩序一定是日本人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被占领国的居民要把日本当作哥哥，理解他们来统治自己的好意。
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弄清楚日文中“各得其所”(或“各安其分”)这几个字的意思，对理解日本人至关重要。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仰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依赖一样，虽然这两个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立。一般美国人都不太可能将等级制视为社会机制的一部分。而日本人却对等级制的作用深信不疑，认为等级制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只有认真研究诸如家庭、国家、宗教及经济机构这样的社会团体，才有可能了解日本人对生活的看法。
日本人在看待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如同在审视国内的问题，也是从等级制的视角出发的。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一直自认为自己高居于国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如今的现实却是西方国家取代了他们当初的那种地位。由于一直深受等级观念的影响，在内心里他们只好接受现实。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申明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声称：“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要使世界保持永久和平，前提条件是各国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国际社会中‘各得其所’。”天皇在签订此条约所发的诏书中再次提到了这点。诏书中说：“努力促进世界大同，在全球伸张正义，这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我日本国民应将此日夜铭记在心。当今世局动乱，人民生灵涂炭。为早日勘定祸乱，恢复和平，我三国政府遂立盟约，以期早日达成目标。”“我们的重要任务是要各国政府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的光荣使命是让各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大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递交了一份明确的声明，其中一点写道：“……日本帝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使各国都能在国际社会中摆正自己的位置,现有的国际秩序是与日本的愿望背到而驰的,因为它使太多国家都在国际体系中享有了太多的自由。”
这份声明是针对不久前赫尔的备忘录而发的。赫尔在这份备忘录中强调了美国的几条最基本原则，提出这些基本原则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与等级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同等重要。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即：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平等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美国人信奉平等及不可侵犯的权利的精神，也是我们认为不仅在国际关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同样遵循的准则。对美国人而言，平等，是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基础，是实现崇高理想和获得高尚道德的基础。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拥有不受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它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的基石。即使在我们自己破坏了这一原则的时候，我们还是尊重平等的；我们满怀怒火，向等级制度宣战。
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杰佛逊把这些原则写入了《独立宣言》，宪法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权利法案》也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一个新诞生的国家能够在自己的公开文件里正式地写入这些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美洲大陆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种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位法国年轻人阿列克斯·托克维(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访问美国后写作了一些有关平等问题的书。①对阿列克斯·托克维来讲，美洲大陆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他是一位很有悟性的观察家，很快便在美国这个陌生的世界发现许多优点。托克维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的，在他的那些个阶层里，有实权有影响力的人士都受到过法国大革*的震撼和冲击，对《拿破仑法典》也还记忆犹新。在托克维的书中，他高度评价美国的新奇的生活秩序，并以一个法国贵族的独特的视角预示了在欧洲旧大陆即将发生的事情。虽然欧洲与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确信正在美国形成的生活方式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因而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迟早也将在欧洲发生。
因而，托克维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这个新世界。他认为只有在这里人人才能真正平等。人与人间的交往都非常轻松、自然、不拘小节。人们都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和交谈。美国人在对待关于等级的礼节上，既不强求别人恪守这些礼节，也不勉强自己遵循这些礼节。他们崇尚自我奋斗，不接受没有理由的恩惠。那里不存在贵族式的或是罗马式的家族，在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这里消失得一干二净。托克维说，在美国人心中没有什么可以和平等相提并论。即使是自由也不例外，因为人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忽视自由。而平等却是人们生活的基石和意义。
托克维以一个异乡人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美国人的生活。许多美国人读后都深有感触。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社会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这个社会的基本轮廓还是没有变的。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原来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我们所了解的美国了。不仅在过去，现在在美国也仍然有一些人像杰佛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②一样，他们仍对贵族式社会秩序情有独钟。但即使是汉密尔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美国，贵族式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就真诚地向日本表明了我们的原则，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前进方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不断完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同理，当日本人推出他们“各得其所”的信念时，他们也是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而制定出自己的生活准则。很长时间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社会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认由等级制而产生的特权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然而，这还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简单的霸权主义。统治者也好，被统治者也好，都是按照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传统、习惯来说话办事的。现在日本已经欣然接受了美国的权威地位，因而我们就更应该深入探究这习惯背后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将采取怎样的行动。
尽管日本有越来越被西化的趋势，但它依然是一个等级制森严的国家。人们的每一次寒暄，每一次交往，都必须显示出彼此间的亲疏远近以及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当日本人表达“吃”或“坐”的意思时，对不同的人，他用的表达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会区分要表达的对象是家里人、是下属还是上级。比如“你”这个词在日文中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使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日文中有很多“敬语”，这点与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是一样的。在使用这些“敬语”的时候还要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细节都是有具体的规矩和惯例的。鞠躬时，不仅要弄清楚向谁鞠躬，而且还得懂得鞠多大的躬。一个对主人来说十分恰当合理的鞠躬，而在另外一个关系稍有不同的人看来可能就是一种无礼了。鞠躬的方式也很多，可以是双腿跪地用前额触地的跪拜、也可以是双手伏地的跪拜、甚至还可以就是简单地低下头和肩来跪拜行礼。因而日本人必须从小就得学习行礼，而且得学习在哪种场合行哪种礼。
两个人交往时，不仅要考虑彼此间等级的差别，同时还需考虑双方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以及彼此过去的交情等其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待人接物上受到大家的好评。甚至是两个同样的人，在不同情况下，他们彼此间表现的亲疏远近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在与自己的好朋友交往时可以不用行鞠躬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个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如何适当地表现出对等级制的尊重是一门艺术，它要求人有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能力。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不太考虑一些辈分、等级上的差别，而在有些情况下却要求人们特别注意这种社会等级上的不同。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彼此交往中没有那么多讲究。比如在美国，人们（这里主要指各自家庭里的人）一回到自己家中，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而在日本，家庭恰恰是人们学习礼仪和观察礼仪的地方。母亲背着婴儿时就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刚会摇摇晃晃走路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只徒具形式的，它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内涵。比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鞠躬的话，那鞠躬的人的意思就是承认对自己正在处理的事，对方现在有权干预；而受礼的一方的意思就是也知道自己承担着与其地位相应的某些责任。性别、辈分、长次的不同构成了等级制度的基础，是家庭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孝道是中国和日本共同的传统美德。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伴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中国的孝道思想也被日本人普遍接受。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家庭结构的不同，孝道的特点不可避免地有所改动。在中国，甚至是现在，一个人也必须对整个家族尽孝尽忠。一个有成千上万个成员的家族对每个都有约束力，它的兴衰成败也来源于每个人的支持与努力。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具体情况也有差异。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宗族几乎包括了一个村庄的全部居民。中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多，但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大都承认彼此是同宗。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即使在城市里也会有同宗，虽然他们住得离乡村已经很远了。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里，宗族成员共同向同一远祖繁衍的数以千计的祖宗牌行礼致祭。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并设有基金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学习。它联系并了解散在各地的成员。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记载有权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家规族规，家族甚至可以在意见与当局不一致时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审判。在封建帝制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家族，承认受政府当局管理往往是名义上的。而那些由于不断的政府更迭而由政府指派来的地方官员，在这个地区更是被视为外人，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也只有少数贵族和武士家族可以使用自己的姓氏。在中国，姓就是整个家族的命根子，如果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就不能被称为家族，它也不可能发展。在某些宗族中，族谱的作用就类似于姓氏。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持有族谱，而且那种族谱的记录，就像“美国革*妇女会”(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dution)③一样，是从现在活着的人追溯上去的，而不是由远古到现在那样列举始祖所传的后裔。这两种方法是有本质的区别。再加上日本是封建国家，尽忠的对象并不是宗族，而是封建领主。每个领主就是当地的君主，这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完全不一样，因为后者往往这个地区以外的人。在日本，重要的在于这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人与人之间是靠他们所属的藩来联系的。
祭祖是另一种使家族制度化、机制化的方法。即在神庙或圣地祭拜氏族神以让他们保佑后人。在日本，即使是没有姓氏和家谱的平民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无法证明整个村民都同属一个祖先的话，他们是不会一起在一个神庙里祭祀祖宗或族神的。往往有些人因为住在某位祭神的封地上，就被称作这个祭神的“孩子”。当然，这块地儿的人和那块地儿的人其实最终还是有某种联系的。因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村落一样，人们由于在一个地方世代定居、通婚，彼此间就有了亲戚关系，只是他们不是出于同一个共同的祖先罢了。
一般人的客厅里都会摆着与六、七个最近去世的先人的灵牌，人们在这里祭拜祖先，表达对先人的怀恋和尊敬。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祭祀过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近亲。佛坛前会供有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如果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有人去重新刻写它们，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人们快速淡忘。日本的家族联系很淡薄，也许与西方，比如法国的家族最相近。
因此，日本人的“孝道”主要是局限在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间的。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裔，范围就包括在这个圈子内，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的辈分、性别、年龄来确定自己的位子。豪门望族的家庭成员圈子可能大点，但往往会分成几个独立的支系，然后次子再另立门户。在这个小的家庭成员范围内，对每个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长者还把持家里的事物，对他们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今天，一个自己几个儿子都已成年的男子，在他父亲还未正式隐退之前，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向年迈的父亲请示，获得他的允许。哪怕孩子已经三十、四十岁了，父母还是要一手包办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家的男性之长，用餐时他首先拿筷子，沐浴时也是他先去洗，全家人向他毕恭毕敬地行礼他则只需点头受礼。在日本有一则流传极为广泛的谜语，用我国的解谜形式来翻译则是：“为什么儿子让父母明白自己也有错的时候就像要求和尚头上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不可能。”
“各安其分”不仅包含着辈分的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的差异。日本人在说自己非常困惑时，常说“既不是哥哥又不是弟弟”，就像我们说的：“既非鱼又非鸟”一样。在日本人看来，一个人只有保持如兄长一般的气魄，他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如鱼得水。因为长子往往是继承者。去过日本的旅游者们往往会提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拥有的责任感。”长子拥有与父亲相差无几的特权。在过去，弟弟肯定不久就会成为依赖长子的人。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和乡镇，按古老规矩长子留在家中，弟弟们受到更多的教育，到社会上去闯荡取得更多的收入。但古老的等级制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现今政治论坛上，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这种遗留下来的兄长观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共荣圈问题作了如下的发言：“日本是他们的哥哥，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一事实要使占领地区的人民们都明白。不要对被征服者太体贴了，否则他们会非常依赖日本，以至对日本的统治产生不好的影响。”换言之，在做决定时，哥哥觉得怎样对弟弟好就怎么办好了，在这件事上不必过分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长幼，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走路时要跟在她丈夫身后，因为她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礼品，关怀和教育费全被兄弟占有。即使有几所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那里的课程也是以教导礼仪和举止规范为重，在智力训练上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这种学校的宗旨无非是给那些上流家庭出身的女学生讲授一点基本的欧洲语言常识，以便他们在帮丈夫整理完书籍后，能正确地插入书架，放回原处。
但是，与亚洲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大自由的。而且这也不单纯是日本西化的一种表现。比如，她们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必须缠足，她们不必始终藏在闺房里，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店堂，在大街上行走等等，这些都让印度妇女羡慕不已。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收入和支出的比例。钱财短缺时，她就把家当送进当铺。家庭主妇管理着家里佣人的事物，对儿子的婚姻也有很大的决定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把持家好手，对儿媳呼来唤去，仿佛忘了自己前半生也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媳妇一样。
在日本，由辈份、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与其说这些爱行使特权的人是独断专制，倒不如说他们是受整个价值体系的影响。一般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贯彻下去。不过，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的行动必须对全家的荣誉负责。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配得上它们。即使是一个农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的。他的阶级地位越高，他对家族承任的义务越多。家族的责任和使命往往是要高于个人自己的要求的。
不论门第如何，遇到重大事件时，家长都会召集全体家庭成员，通过开会讨论来决定。比如，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成员可能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大家都对事情有发言权。因人而有轻重。一位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被采纳。户主倘若无视众人意见，独断专行，则会很难堪，当然，在有关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时，个人可能不会完全对会议的决定从命。但是，那些一直以来都完全服从家族会议决定的长辈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要求晚辈们也像自己当年一样地服从决定。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利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的不同。它的强制性并不因此而削弱，但效果则不同。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力，也不会轻易养成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无论要求多么苛刻，每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与每个人的利益生死攸关，因为家族意志要求每个家族成员必须忠诚与服从。
家庭是日本人学习等级制思想最早的平台，人们通过家庭的学习把自己个人对等级制思想的认识固定下来，并为以后的政治、经济活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日本，不论这个人在一个团队中是否真正具有支配权力，只要他的位置在既存的“等级体制”中高于自己的位置，那么人们就要对这个人表示“服从”和“尊敬”。即使是夫妻之间，或兄长之间，在正式场合妻子和弟弟也不能对丈夫或兄长怠慢无礼。这种由等级制思想所规范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会因某个有能力的人的出现就消失，尽管这个人可以在幕后控制、引导事态的发展；同样，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迎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种现象有时甚至会给人们提供一些策略上的便利，比如出生卑微的人也有可能掌握实权，虽然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日本人在与家人交往的过程中懂得：要果敢地做出一项决定，其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无非是向众人表明这么做可以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那些专制家长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于人的。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受托人，这些财产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它要求每个人的意志都服从规范的要求。虽然日本人在家庭中很少使用暴力，但人们并不因此就不尊重、不服从家长的要求，也不会因此就冒犯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同样，家庭中做主的也并非都是些强硬的人。总的来说，每个家庭中的等级思想、行为规范还是可以很好地延续下来的。
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与日本人完全不同，因而对上面提到的日本人家族中等级思想和等级作法很难接受，也很难形成一种强烈的感情共鸣。日本家族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连带性，这种连带性如何获得，是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想理解这种等级思想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其他领域对人的要求，首先就必须认识到日本人是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养成这种习惯的。
等级思想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在阶级关系上。日本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一个有着几个世纪等级制习惯的民族，既有其重大的长处，也有其重大的短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日本已经从无等级的中国吸取生活方式，使之适应其自身的等级制文化。在七世纪到八世纪的时候，日本的天皇及官员们都被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深深吸引，因而他们决定要用中国的那种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的文化事业。他们以无以伦比的巨大精力进行这项事业。在那以前，日本连文字都没有。七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来记述它自己那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在那以前，日本有一种名叫四万神的宗教，它保佑山岳、村庄，给人们赐福。这种民间宗教历经无数变迁，延续至今，这便是现代的神道。七世纪时，日本大规模地从中国引入佛教，使其成为“保护国家的宗教”。④在此以前，不论官方还是私人，日本都没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筑。于是，天皇仿照中国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日本各地还仿照中国式样，建造了许多壮丽的佛教伽蓝(寺院)和僧院，天皇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品位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另一个外国文明。
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就未能复制出中国的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结构组织。日本所采纳的官爵，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而在日本却授给了那些世袭贵族的封建领主。这是日本等级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有许多半独立的藩国，而各个藩国间又相互警惕对方的实力。因而许多当地的社会习俗都是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紧密相关的。中国的文化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以及那种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凝聚起来的宗族观念等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日本，但却最终未能取代日本人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日本人也不能接受中国人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将皇族的人称为“云上人”，其意为只有有皇家血缘关系的人才能继承皇位。在中国经常改朝换代，但在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的臣民也是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皇及其宫廷大臣们当时把中国文化引入中国的时候，肯定无法想象中国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安排，也想不到中国人对他们作了哪些改动。
因此，尽管日本吸收了中国文化的各种精华，但这些文明不过只是为世袭领主与诸侯间的冲突扫清了道路。随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世袭领主与诸侯间为争夺国家的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八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将天皇的权力实行了虚设。后来，封建领主们纷纷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了内战之中。动乱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并自封为“将军”，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与日本其他惯例一样，只要源赖朝的子孙才对其他封建领主具有控制权，并将这种特权世袭下去。现在的天皇已是徒具虚名，没有任何实际的行政权力，唯一的重要性仅体现在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这一礼仪上。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他们对那些不肯服从的领地用武装加以镇压。每个封建领主，又称为“大名”，都有完全受命于自己的武装家丁，即“武士”。动乱时，这些武士随时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和权威。
公元十六世纪内乱不断。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在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位将军。这种将军特权世袭了约有二百六十多年。1868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德川政权宣告结束，日本进入了近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漫长的德川时代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因为它实现了日本国内几代人以武装求和平的梦想，并大大影响了为德川氏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菊与刀》第四节
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2——————历史是今天的亲娘
⊙德川家康曾遇到过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至今仍未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在内战中，一些大藩的藩主曾公开反对他，并且直到最后惨败才俯首称臣。这就是所谓“外蕃”。德川家康曾允许这些大名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家臣，并在自己的领地享有最高统治权。但是，这些大名们却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不能在幕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重要职务会一律保留在嫡系大名，即内战中拥护德川者的手中。为了维持这一困难的政局，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方法就是防止各个藩主们积蓄力量，组成任何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联合力量。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家族的统治，德川氏不但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而且还强化了这一体制并使它更加牢固。
日本的封建社会对阶层的划分极为复杂，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通过世袭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德川氏更加强化了这一制度，并且规范了各个不同阶层的日常行为。每户人家必须在门口张贴明示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居住的房舍，都要遵守世袭身份条款的相关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还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依次是士(武士)、农（农民）、工（工人）、商（商人），最下的是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不齿的是“秽民”，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包括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制革者等。他们是日本社会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被当作人看。人们对他们居住的村庄视而不见，甚至连他们居住地方的道路在国家地图上也没有标注。这帮人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虽也从事一些贸易活动，但他们却被排斥在正式社会组织之外。
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相比，商人的地位仅比他们好一点。也许美国人对这种现象实在无法理解，但这在封建社会中却是客观存在的。商人与整个封建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当人们开始重视商业，经济贸易活动蒸蒸日上时，封建制度就有衰亡的危险。十七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一个国家商业的发展。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过海外贸易，商人阶层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为了阻遏这种趋势，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规模的船只的人，都要处以极刑。准许建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附近，也不能运载商品。由于关税壁垒，国内贸易活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藩界都各设有关卡，严禁商品自由流动。至于商人的日常生活也有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了规定。《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应穿戴什么样的衣服、佩带什么样的雨伞、操办婚礼丧礼时花费的最高限额等等。商人和武士不能住在同一个社区。当商人受到特权阶层如武士的羞辱时，法律不会对商人的正当提议进行保护。当时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经济。而德川氏却企图把商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这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无疑注定是要失败的。
德川幕府极力将武士和农民打造成维持封建社会安定最中坚的两个阶级。在德川家康最终平定内乱之前，杰出的将领丰臣秀吉就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对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分离。德川家康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不能再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是作为寄生阶级中最底层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他必须靠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的俸禄维生。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无须考虑生活来源，他完全成了仰赖领主者。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z质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他们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而在德川初年他们俸禄的额度就按照其家族的地位高低决定了。这份俸禄并不充足。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基本生计。⑤更头疼的是，这份微薄的俸禄有时还要和其他的家族继承人来分享。结果，选择做武士实际上限制了自己家族的繁荣。对他们来讲，最令人难堪的莫过于承认威望实际上是建立在财富和派头的基础上的这一事实。所以，他们给自己立下的信条是，俭朴是人的最高美德。
农民、工人、商人这三个阶级一般被称为“庶民”，而武士则不同，它不属于“庶民”，并且与庶民间还有着巨大的鸿沟。武士的佩刀不单单是起装饰的作用，同时它还是其特权和阶级的象征。他们可以对平民使用佩刀，这在德川时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传统了。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也规定：“对武士无礼或对上级不逊的平民，应立刻被斩。”⑥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旧的规定罢了，它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平民与武士阶级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德川家康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定之上的。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直接听命于大名，归大名直接统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两个阶级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梯上，每个阶梯从上到下又各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法规、统治权限以及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两个阶梯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离。随着形势的变化，两个阶级之间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但这种沟通本身并不是封建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
在德川时代，武士不再只是与刀剑为伴，他们还日益成为藩主的理财专家和精通古典能乐、茶道等各种风雅艺术的人。他们处理所有文字工作，并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藩主的意图。在两百年漫长的和平时间里，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非常有限。就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致力于追求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浴血奋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发展了各种风雅艺术。
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农民不应受到武士的欺辱、虽然政府每年都征收沉重的赋税、并对他们的生活设定严格的行为规范，但他们还是有些安全保障的。比如，农民对农田拥有所有权，而在日本，有土地就意味着有威望。德川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主义不同，这条法律并不是要保障封建领主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每个耕作者的利益。农民非常珍视这种对土地的永久拥有权，他们子子孙孙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不辞辛苦、无怨无悔。农民阶层就向阿特拉斯⑦一样，他们的辛勤劳动养活了大约二百万的寄生阶级。这其中包括将军府官员、大名府官员以及武士等等。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要将一定比例的收获上缴给大名。同样是水稻农业国，暹逻时代的传统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而实际交纳的还要高。在有些藩中赋税则高达百分之八十。此外，还经常会出现强迫劳动役和无偿服务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同武士一样，农民自己也限制家庭人口的数量。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在这么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之内，一个亚洲国家的人口能基本保持不变，这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论是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政府都对两者实行斯巴达式的严格控制。人与人之间，以及下属与上级之间有着相当大的依赖性。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权力及位置。如果这些原则遭到破坏的话，最贫困的阶级就会进行反抗。
极度贫困会使农民起来反抗。不仅要反抗封建领主，而且还要反抗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农民起义的次数不下一千次。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要抗议累增的赋税。在实在无法忍受的状况下，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涌向藩主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谈判的程序却是井然有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愿书，然后递呈给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内臣扣压，或者藩主置之不理的话，他们就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有名的判例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折子不被扣压。尽管农民呈递状子要冒极大风险，但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后会立刻开始着手调查，并很快宣判，并且判决结果有一半是对农民有利的。
然而，幕府当局对农民上访事件的看法却是：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对他们意见的重视也是可取的。但是，日本人对法律和秩序的服从程度还是差强人意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已公然违反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尽管最后判决结果对农民有利，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贞这一基本法律。因此，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正确，他们也应被判以死刑。甚至那些农民也应该一同受刑。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被他们视为英雄，但处刑那天，当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起义的领袖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时，在场农民们却没有进行暴动。这就是法令，这就是秩序。人们可以在事后给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建祠立碑，奉他们为殉难烈士。但他们必须受到惩处，因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单地说，德川幕府历代的领导人都在力图巩固、强化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使每一个阶级对封建领主产生深深的依靠感。每个藩中，大名居于等级制的顶端，因而他对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最主要行政职责就是控制大名，他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各个大名之间结盟或推行侵犯计划。各藩藩界上也设有哨所关卡，对过往行人严格查验，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⑧不得到将军的许可，大名不能联姻，以防止导致任何政治联盟的危险。藩与藩之间的通商也受到阻碍，甚至彼此之间不能架桥。另外，将军不时还会派出一些密探来了解各地大名财政收支情况，一旦发现哪个一藩主的金库充盈，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巨额的土木建筑工程，以此来消耗他的资金。在各种规定中最出名的一项就是，一年当中，大名必须在京城(江户)住上半年。当自己返回领地的时候，也必须把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通过这些方式，幕府确保了自己的权威，并加强自己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由于将军也是由天皇任命来执掌政权的，因而在这个拱形的等级制权利结构中，将军并不是最重要的力量。但在日本的幕府时代，天皇和他的世袭贵族们大都隐居在京都与世隔绝的深宫中，因而没有什么真正实权。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还没有一些大名多，宫廷中的一切仪式也要严格地遵守幕府的规定。尽管如此，即使是最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从没想过要改变这种由天皇和实际统治者共同实行双重统治的局面。双重统治在日本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从十二世纪起，将军就常掏空天皇的实权，自己以天皇的名义来统治这个国家。曾有一个时期，这种双重统治的现象极其突出，以至于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这个世俗首领又将权力的行使权交给了自己的政治顾问。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在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佩里将军也没有想过要咨询一下天皇的意见，他们早已忽略了天皇的实际存在。1858年，美国的第一任驻日本大使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在和日本进行第一个通商条约的谈判时，也是靠自己在谈判中的慢慢摸索才发现这些实权者的背后原来还有一位天皇。
实际上，日本人关于天皇的概念与太平洋各岛上持有的皇帝思想是一样的。天皇是神圣的精神首领，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皇帝自己行使权力；而在另一些岛屿上，皇帝则将权力委托给别人。但是皇帝本身是神圣的。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以致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由专人奉食，这奉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凡经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而归神圣首领所有。他的头部尤为神圣，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的话可以传达到部落诸神的耳朵里。在某些太平洋岛上，如萨摩亚岛、汤加岛，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十八世纪末到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写到那里的政府时说，它“和日本最为相似，在那里，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⑨汤加岛的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但却把持宗教仪式。他摘下园中的第一颗果实并亲自主持相应的仪式，然后，人们才能吃园中的其他果实。精神首领去世时，讣告时要说“天堂空虚了”这样的话。死后，他一般会葬入王墓，但他却从不处理政务。
虽然在政治上毫无实力，并且有时还被称为“国家的某种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对日本人来说，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并非是要天皇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里，日本人始终坚持认为天皇应该深居在他京都的宫廷里。只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而对早已习惯等级、地位、角色思想的日本人来说，天皇的作用并非是多余的。
上自天皇，下至贱民，近代日本都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时期等级思想的烙印。毕竟，从法律上讲，日本封建统治的消亡不过是七十五年前的事情。而对个人来说，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在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消亡。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虽然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竭尽全力地谋划希望能够把等级制度保存下来。与其他主权国家比起来，日本在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就连最具体的细节也会认真考虑进去，仿佛是在绘制一幅精密的地图一样。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靠铁腕和强权来维持的。因而，日本人认为只要严格遵从这个严密等级体系的行为规范，日本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有了保障。只要人们在公认的界限范围内行事，只要日本人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日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的。那样的话，刁民贼党就能够得到平息，各个大名之间的内战也会得到制止。如果民众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了别人的侵犯，那么他们也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时一样公然上访。虽然这样做个人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却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在幕府统治时期，有些开明的将军甚至还设立了“控诉箱”，这个箱子的钥匙只有将军一个人有。任何公民如有疑意，都可以向控诉箱投抗议信。在日本，如果一方受到另一方的侵略，而这种行为又是被现存行为规范所不允许的话，那么被侵略的一方就会得到国家全力的保护。因而人们都非常相信行为规范，并且认为只要自己遵守它，就一定会获得安全。一个人的勇气、亲和力是体现在与现存规范是否一致上，而不是体现在他对现存制度的抵抗或修改上。在这些规范许可的范围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可知的、可靠的世界。这些规范并不只是一些抽象的道德准则，它们也是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在这种场合应如何行事，在那种场合又该如何行事；武士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办，平民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办；兄长该如何，而弟弟又该如何等等。
与那些长期生活在强有力的等级制统治下的民族不同，日本在这种制度下并没有变得温良顺服起来。重要的是要承认，日本各个阶层都受到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垄断他们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是经当局认可的。每个阶层所受的限制很大，但又是有安全保证的。
日本的等级限制还具有某种灵活性，这点与印度十分相似。在日本，你可以在不破坏公认的常规的前提下，采用一些小技巧来适度对等级制度有所利用。一个人可以通过好几种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身份等级。在市场经济下，放高利贷的人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当他们富裕起来后，就会使用各种传统的方法来跻身于上流社会。比如他们可以利用典押和地租而变成“地主”。的确，有明文规定不许买卖农民的土地。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日本的地租很高，因此让农民继续在土地上工作是对地主最有利的，而高利贷者们则通过对土地收取佣金来获得收益。这种土地“所有”权在日本是有名有利的行业，而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子女们则通过与武士阶层通婚而变成贵族。
另外一个传统的变通方法就是收养，它提供了一种“购买”武士身份的思路。尽管德川氏对商业严加限制，但商人还是很快就富了起来。因而，商人们就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当养子。日本人大多喜欢招女婿而很少收养子。入赘的女婿称“婿养子”，可以成为岳父的继承人。对“婿养子”们来说，他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他的户口要从生父家的户籍中迁出，然后转入妻子家的户口本，从此后就要姓妻子家的姓并要和岳父岳母们一起生活。虽代价很高，但获得的实惠也是不少的。当富有的商人家的后代成了武士后，原先拮据的武士家庭实际上就与财富挂上了关系。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才没有发生反对等级制度的暴动或叛乱。通过这种手段，富人也逐渐跻身于上等阶层。
因此，日本的等级制并不是要求人们只能在同一阶层内部进行通婚。有好几种“攀高枝”的作法都是人们所认可的。这些做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富裕的商人逐渐渗入到上层的武士阶层。这种情况，使西欧与日本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欧洲，一个逐渐发展、力量日益增强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导致了各国封建制度的最终崩溃，中产阶级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而在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都公开“购买”上层阶级的身份，另外，有些商人还和下级武士结姻以便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最令人感到惊异的莫过于当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处于垂死阶段之时，日本比欧洲容许各个不同的阶层中拥有更大的流动性。对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就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贵族和中产阶级间会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两个阶级拥有共同目标，保持克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这类情况在法国也出现过，在西欧也有过二、三类似的例子，但整体说来，阶级的固定性在欧洲还是十分顽强。在法国，阶级冲突竟导致了贵族的破产。但在日本，不同的阶级间却彼此联合起来。由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组成的联盟推翻了衰朽的幕府统治。近代日本虽然仍保留贵族制度。但如果日本没有采取容许阶级自由流动的手段的话，这种情况是很难发生的。
日本人做事爱循规蹈矩，这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因为在日本，只要你按规矩来，你就可以获得充分的安全感；这种规范要求抵抗外敌，并要适度调整自己对利益的要求；它要求相互间要履行义务和承诺。在德川幕府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指“二月革*”)也没有发生。然而，事已至此，谁也无力回天。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已无力支付自己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网络都受到了人们的指责与嘲笑。在这种状况下，大名们便企图靠对农民增收更重的年贡来避免破产与崩溃，幕府更是寅收卯粮，常年预征，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幕府的统治也难以维持，濒临破产。1853年当佩里司令官率兵而至时，日本国内的危机已达到了顶点。1858他以武力夺得了日本的政权，鉴于当时日本无力抗拒的状况，日本随后与美国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
但当时日本举国上下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恢复王政。这与革*是完全对立的，甚至是非进步的。另外一个与“尊王”这个口号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排夷”，即打压外邦。国民仍怀着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的幻想，而极少数懂得这条道路走不通的识事务的领导人，却纷纷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足以表明这个不喜欢革*的国家会改弦易辙，会顺应西方模式，更不用说五十年后竟能与西方国家争雄竞长。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达到了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没有要求过的目标。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没有一个西方人会对日本未来的前途看好。因为从西方人的水晶球中，在地平线的上方并没有看到巴掌大的乌云。所以他们也不会料到二十年后会有一场变革的烈风横扫日本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却发生了。日本的民众一反落后的、受等级思想束缚的常态，毅然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定地走了下去。
《菊与刀》第五节
明治维新—————严格的等级划分
⊙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政治领域，日本人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感到安全。所以很大程度上，虽然明治维新是反对封建旧制的，但它最终能够成功是利用了日本民众对封建等级制的无条件遵从。
“保卫天皇、驱逐蛮夷”口号的提出宣告了近代日本的到来。此口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日本免遭外国侵略，使日本恢复到十世纪的黄金时代，实行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其中，京都的天皇朝廷最反动、最极端。在支持保皇势力的人看来，保皇派的胜利：就是要使外国人受到屈辱，并最终把他们赶出去；就是要重新恢复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要剥夺“改革派”在一切国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其中，强大的大名成了倒幕派的先锋，他们试图通过“王政复古”的方式来取代德川氏家族在日本的统治。农民们希望能多留一点自己的收成，但他们却讨厌“变革”。武士们既想继续享有俸禄，又希望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而那些在财政上支持复辟势力的商人们，虽然希望国家能推行重商主义，但他们骨子里却从未责难过封建制度。
1868年，由于倒幕运动和复辟势力的胜利，日本结束了它“双重统治”的年代。当时，很多西方人都认为胜利者将推行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然而，新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就废除了大名在各藩征税的权力。另外，在审批土地使用权这个问题上，原来的政策是“四公六民”，即农民要把收成中的4份交给大名①，而现在这个“四成”由政府来提取。作为补偿，政府给每个大名发放相当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应交给政府的用于供养武士和公共建设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靠从政府领取俸禄维生。随后的五年内，新政府又逐步从法律上明文规定不能由于阶层间的不同就产生特权思想，并废除了关于不同阶层人的着装规定等等，甚至下令“散发”②。贱民被解放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被废除了。各藩间的关卡被解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被取消了。到1876年，政府又把大名及武士的俸禄都折合成贷款一次性发放，还款期限从五年到十五年不等。贷款的数额则按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额而定。在新的非封建的经济中，这笔钱足够让他们开个小公司了。在德川时代，商人、金融巨头和封建土地贵族的联合就已经很明显了，现在的这些措施只不过试图预防这种现象的最后一招罢了。
在刚开始，明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拥护。与这些措施比起来，当时的老百姓可能对1871年至1873年的侵朝战争更为关心。明治政府不仅从未动摇自己的改革方案，而且还彻底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的初衷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和对立。到1877年，这些矛盾竟演变成了西乡隆盛领导的一场大规模的*政府叛乱。他的军队是前封建年代保皇派所有愿望最集中的体现，而明治政府却在复古后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随后，政府又利用招募来的一支平民义勇军击败了西乡隆盛叛乱的武士。虽然叛乱最终被平息，但它本身就说明了日本民众对当时政府所实行的改革政策是何等的不满。
在农民中也存在着对新政府强烈的不满。1868年到1878年明治统治的头十年之间，日本至少暴发了190多起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逐步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所以，也难怪农民们感到新政府太忽视他们了。另外，农民们还对许多问题表示极为不满，包括建立学校、征兵制度、丈量土地方案、遣散方案、给贱民以平等待遇问题、官方限制佛教问题、改用阳历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欲改变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努力。
那么，是什么导致政府采取如此激烈的变革，以至成为众矢之的呢？最重要的恐怕要数日本那种独一无二的下层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种联盟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有滋生的土壤。这些商人曾都是大名雇佣的心腹，亲自经营和管理过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政治斗争的技巧得到了磨练并逐渐成熟。然后，这些商人纷纷购买了武士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自信且干练的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的改革出谋划策。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变得如此精明、强干和务实？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才刚刚脱离中世纪不久，它的国力与今日的泰国差不多，在这种综合实力薄弱的情况下却能产生出这样一批审时度势的领导人实属不易。他们齐心协力、成功地推进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改革大事业，这是任何其他的民族都未曾尝试过的。这些领导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源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正是本书的写作目的。这里，我们暂先了解一下明治政府期间的政治家是如何完成他们的改革事业的。
明治政府从未想过要把这次改革与意识形态挂钩，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认真对待罢了。他们改革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日本在世界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彻头彻尾的革*者，因为他们既没有把封建阶级批得体无完肤，也没有完全没收其财产，而是对他们实行利诱，使他们最终能支持自己的统治、默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另外，农民的境遇毕竟还是有所改善的。至于早期农民暴动的原因，与其说是阶级矛盾的激化，还不如说是由于明治初期国库的亏空。
不过，明治政府中那些精明强干的实权人物，却都是极力反对废除日本的等级制思想的。通过强调天皇的最高统治权和削弱将军势力等手段，“复古维新”运动使社会的等级结构更加清晰明了。他们废除了藩，从而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等级制的习惯，只是赋予了他们一个新的位置。为了更好的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甚至还加强了中央集权。他们交替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恩威并施，使国家的统治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但是，他们却从未想过要去迎合公众舆论，虽然公众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要求建立更多的公共学校、要求废除对贱民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等等。
谈到恩惠，有一条就是1889年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明确规定了人民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并建立了议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在对西方各国宪法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之后精心拟定的。然而，在起草的过程中，制定者极力要“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防止公众舆论对政府工作的干涉和影响”③，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隶属于皇家内务部，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宪法的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金子侯爵④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意见。经过深入的交谈，斯宾塞将自己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呈递给了伊藤。在提到等级制时，斯宾塞写道，日本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任何国家都无以伦比的经济腾飞的基础，那就是民众对“长辈”的尊重和服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这是一笔可贵的资源，是日本政府应该加以引导和利用的，它为日本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机遇。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评价，明治政府非常满意。他们力图在现代世界中仍保持日本那种“适得其所”的优点，他们不愿打破对等级思想的依赖。
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宗教和经济领域，明治政府都对国家和人民间的义务作了明确的划分，要求各自能“各安其分”。无论对美国人还是对英国人来说，这种划分和安排都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我们在观察日本时很容易忽视这点。同时，日本的政府高层也明确指示，不必完全受公众舆论左右。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大多数都是贵族出生的，普选产生的人物很少受到重用。在这一层次中，人民是没有丝毫发言权的。1940年，政府最高层的组成人员大多是天皇的亲信、天皇的顾问、以及以天皇特别任命的官员。他们担任的职务一般是内阁大臣、直辖市首长、大法官、国家各部部长以及其他重要职务。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仕途上是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的。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在内阁大臣、财政部长、交通部长的人事定夺上就更没有什么发言权了。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代表选民的意见，虽然有权对政府高官提出批评和质询，但却在人事任免、外交决策、财政预算等方面没有真正的发言权，也不能提出议案。参议院的成员一半是世袭的，另有四分之一是经天皇特别任命的，参议院对众议院有监督权。因为在对法律的核准问题上参议院和众议院有平等的权利，因而监督权的规定实则显示了两院间的等级差别。
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仍掌握在出生高贵的“阁下”们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各安其分”的体制下日本政府没有自治权。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它采取哪种政治体制，权力和权威总是从上端慢慢往下，然后延深到中层，从而与强势的地方自治权发生碰撞。这些国家间唯一不同的在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民主达到了什么程度？政府能负多大的责任？地方的领导是对整个地方的选民负责？还是只为少数地方财团服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损害公众的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就像中国一样，最小的行政单位只包括五至十户人家，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邻组”（neighboring
families
居民中最小的责任单位）。“邻组”的组长，对组内的一切事务具有领导权。他要规范组内成员的行为，报告可疑情况，发现在逃犯要立即交给政府。明治政治家们开始的时候废除了“邻组”，但后来鉴于他们的积极作用又恢复了他们。在市镇中，政府有时甚至积极培植“邻组”。但在今天的农村中“邻组”已经不起什么作用。和它比起来更为重要的单位是“部落”。“部落”虽然没有被废除，但也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编入政府的行政体系。它们往往是一些国家权力鞭长莫及的地区。这些村落由十五户左右的人家组成，直至今日，他们还是按自己的方式来管理着这个地区，部落首领由大家轮流担任，他的重要任务是“管理部落的财物；监督救济丧夫遭灾村民的实施情况；组织村民进行集体农耕、盖房和修路；遇火灾召集村民进行救援；在地方休息日的时候敲钟击鼓，以示告知。”⑤与其他亚洲国家不一样，日本的部落首领们不能征收赋税，这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因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实则是很尴尬的，
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划分为市、镇和村。一般由本地方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者”推选出一位人选来担当地方领导职务，由他来代表本地区与代表中央的政府或府县公署交涉办事。担任地方领导的这个人必须是村里的老住户，同时要是拥有自己土地的家族成员。当了村长职务后，经济上可能要多少蒙受些损失，但特权却是不少的。他与长者们共同负责村里的财政、卫生和教育。还特别负责管理财产登记和个人档案。居委会是个相当繁忙的部门，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的补助费；征集由本村负担、但数额远远高于国家补助的教育经费、并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管理村子共有财产的使用和租贷情况；管理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活动，以及登记一切财产的买卖情况；财产买卖必须在居委会正式登记后才算合法。另外，居委会还负责登记本村合法居民的住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和收养信息，个人有无犯罪前科以及其他资料。个人的材料可以从日本的任何地方迁到他的户口所在地并记入他的档案。在人们找工作时、受审时或因其他原因需要身份证明时，他就可以通过调函的形式或自己亲自回户口所在地，去办理一份本人材料的副本，再交给有关方面。因而人们对这个档案记录都非常重视，轻易不会让上面留下不好的记录。
因此，市、镇、村等地方政府承担的公众责任还是很大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出现了一系列全国性的政党。对任何国家而言，这都意味着所有政党都将卷入一场“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激烈斗争之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没有受这股潮流冲击，仍然主要由“长者”们来把持局面。不过，在以下三个领域地方行政机构没有自治权。包括：一切法官均要由国家任命，警官和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由于日本的民事诉讼几乎一直是通过调停或仲裁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倒是警察显得更重要一些，每逢有临时集会，他们都必须到场维护治安。但是，这种任务并不是常有的，多数时间警察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护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为了使警务人员不过多地参与地方事务，政府会常常对警官队伍进行人事变更。学校的教员也常有调动。和法国一样，日本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格，全国上下每个学校在同一天授课内容都是一样的；每天早晨每个学校都在同一时间内都在同一广播的伴奏下，做着同样的广播体操。学校、警察和法院不受市、镇、村等地方行政政府的管辖。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的政府机构和美国的政府机构是迥然不同的。在美国，由民选产生的代表来行使最高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地方的管理工作则主要由地方警察和地方法院来执行。然而，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比起来，日本政府在形式上和他们并没有巨大的差别。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内阁负责起草，国会实际上从未起草过法律。在荷兰，甚至镇长、市长在法律上也是由女王来任免的，因此女王的权力在形式上是直达地方政府的。这点比1940年以前的日本要做的好。虽然这些职务实际上总是由地方来提名，但必须由女王任命才能生效。在荷兰，警察和法院也是直接对君主负责。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地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主要是沿袭法国传统。在荷兰，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的发展事业等都是整个地方政府的任务，而不仅仅只是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将日本政府和西欧各国政府作个简要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真正的差异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各自的职能。过去的经历使日本人养成了“服从”的习惯，并且这种习惯已深深的融入了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中。政府可以确定的就是，只要那些“阁下”们还高居其位，他们的特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从心底里拥护他们的政策，而是因为在日本，越过等级特权的界限就是最大的错误。在政府的高层，“公众舆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政府只要得到“国民的实际支持”就行了。当中央政府越俎代庖来对地方事物进行干涉时，出于惯性，地方的司法单位也会对上级的裁决表示尊重。一般美国人主张国家应尽量少地行使其对内职能，而在日本人眼里则不然，他们认为国家几乎是至善至美的，因而政府越关心人民生活越好。
另外，考虑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日本政府在提到“各得其所”的等级思想时非常谨慎。当政府提出一项议案时，即使这个决议本身是对全体国民都有好处的，但考虑到民意的影响，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推广旧式农耕改良法时，同美国爱达华州的同行们一样，日本国家农业发展署并没有使用行政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进行多次深入的交谈，并对他们的意见给予充分的重视。地方事务需要地方独特的解决方法。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给一定人一定的特权，但同时把这个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更加顺从。因而“上级”们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同时他们的行为又得有度。日本人的座佑铭就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在宗教领域，明治政府却制定了许多古怪离奇的制度。然而，这与日本人的那条格言并不是冲突的。因为一个国家往往把它对宗教信仰的管辖视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象征，而在其他领域则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日本国民的主流信仰是神道教。就如同美国人对国旗特殊的崇敬之情一样，由于神道教与民族象征的特殊联系，它在日本也受到了人们特殊的尊敬。因此，日本政府说神道教只是人们的信仰，而不是宗教。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像美国政府要求凡是美国人都必须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要求全体国民都信奉神道教，但他们说：这并不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授神道教的基本教义而无须担心西方国家的责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教的教义就成了自信奉神以来日本国的历史，成了对“永世的统治者”天皇的盲目崇拜。国家神道教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受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不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礼神道，日本政府都听任日本公民的个人意愿，这点几乎是和美国一样的。宗教上这两种不同领域在行政上甚至是在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教受内务部神职司的管辖，它的神职人员、祭祀活动乃至神社等一切费用开支均由政府承担；世俗神道教、佛教及基督教各派系均由教育部宗教司管理，经费来源主要是教徒的自愿捐赠。
由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因而人们不能说神道教是个庞大的“国教会”，只可以说它是个庞大的机关。它拥有十一万多座神社，从专门祭祀伊势主神的神社、到祭祀太阳神的寺庙，甚至到一些地方专为特别祭典准备的小神社应有尽有。与全国性政府行政系统一样，供奉的神灵也存在等级结构，从最低层的神灵到各镇、市和府、县的神灵，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灵府邸。与其说供奉这些神官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保持一种信仰，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人们举行仪式、进行祭祀。国家神道教的仪式和我们平常到教堂去做的礼拜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上禁止国家神道教的神职人员宣讲教义，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相反，在众多的祭祀日子里，各个镇、村的正式代表都来参拜神社。他们都站在神官面前，然后神官就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竿子，在他们头上来回地舞动，为他们洁身祛邪。随后，神官就打开神庙弄堂的内门，扯开嗓子大声召唤众神来享用供品。神官不停地祷告，参拜者们则按身份辈分排列，毕恭毕敬地一一献上被视为神圣物的小树枝，树枝上还吊着几根细长的纸条。然后，神官再次尖声大叫地送走众神，再关上神庙弄堂的大门。在神道教特别的大祭日里，天皇会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也休假一天。和地方神社的祭祀和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国家神道教的假日不是老百姓祭祀的节日。前两者都属于国家可以“放任自由”的领域，而国家神道教却是政府必须牢牢控制的范畴。
在那些比较自由的领域，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了各种祭祀活动。目前在日本，佛教仍拥有最多的信徒，其中各个教派的教义和先知还有所不同，宗教活动甚是活跃。即便是神道教，在国家神道教之外，也存在不少教派。有些神道教教派极端推崇民族主义，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还没有采取民族主义政策的时候，他们就大肆宣扬民族主义的思想了。另有一些教派把自己比作“基督教科学”，主要侧重于修身养性。还有一些派别信奉儒家思想和教义。甚至有一些教派只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都不是国家神道教的节日。在这种祭祀日子里，老百姓都蜂拥而至地跑到神庙。每个人都漱口祛邪，然后打铃、击掌召唤神灵的降临。接着，他们恭恭敬敬地一个个依次行礼，礼毕后再次打铃、击掌送回众神。然后，离开神殿前，他们再进行这一天最主要的活动：这就是在小摊贩上购买各种珍品玩物，看相扑、驱魔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的舞蹈。对于日本社会中这种比较自由的部分，一位曾在日本久居的英国人引用诗人威廉姆·布莱克的诗说：
如果教堂赐我们几杯烈酒，
再点燃那灵魂的欢乐之火，
我们将终日唱诗祈祷，
绝不会诅咒教堂堕落。
除了极少数献身于宗教的专职神职人员以外，宗教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都不是特别枯燥无味的事。日本人甚至有祭祀朝拜的嗜好，在休闲娱乐的节假日更是如此。
因而，明治政府很清楚的区分开了在哪些是国家在政治中的职权范围以及哪些是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权范围。至于在其他领域，人民则享有充分的自由。但需要控制的一点是：当政府领导人发觉其他领域中的某些做法已经危及了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时，政府必须有能力进行干涉和制止。在创建陆海军时，他们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像其他领域一样，明治政府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加彻底。在军队中他们甚至废除了日本人的敬语，虽然实际上一些旧的习惯仍然存在。另外，军官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看个人的实际能力，这种政策执行的彻底程度在其他领域是少见的。正是如此，军队在日本人中才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这种声誉是当之无愧的。这确实是一种使新军队赢得民心的最好办法。另外加之军队的排、连都驻扎在同一地区，在和平时期士兵服兵役的地方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政府有了某种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士兵的关系、老兵和新兵的关系已经大大代表了武士与农民或是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军队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个民主的实体，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大多数国家中，军队往往都是维持现状的工具，而在日本，军队却对小农阶级有着天然的感情，因而在无数次反抗金融巨头和产业巨头的斗争中，军队都是站在农民一边的。
日本政治家们当初在建立军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他们所采取的一切确保军队在等级制中的最高地位的措施也不是希望军队参与类似的反抗事件。因而，他们在权力高层的安排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写入宪法，但现在公认的惯例就是陆海军大臣不能兼任外务及内政各部大臣。与外务及内政各部大臣不同，陆海军统帅有权直接面见天皇，可以不用事先与内阁成员协商，直接以天皇的名义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对自己不信任的内阁，他们还可以通过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的方法阻止它的成立。若没有这么高的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是无法组成的，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如果军部有任何不满，只需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就会迫使内阁倒台。在军部决策的最高层，军部首脑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他的决定的。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保证，那么可以从宪法中找到一条规定，即如果议会否决政府所提的财政预案的话，前一年度的预算方案将自动执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虽然外交部一再保证，但关东军还是以武力占领了满洲。这充分说明当军部首脑意见与内阁不一致时，军队可以在政府未作出决定之前就采取行动。正如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军部行动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统统由日本国民来承担，这并不是说他们非常赞成军部的意见，而是由于军队在这些问题上享有特权，而日本的文化不允许国民对特权提出任何疑义。
在发展工业方面，日本所走的是一条与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同的道路。在这个领域，也是由上级来规划产业布局、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不仅要制定企业的发展规划，而且还要成为企业坚强的经济后盾和资金来源。由国家工商总局来对这些企业进行统一管理。日本聘请了外国专家，并派人出国学习先进的技术。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当这些企业组织完善，业务成熟”的时候，政府就把国企卖给这些私人公司了。这些国企最后甚至以“非常低廉的价格”⑥卖给了由政府精心挑选的有名的金融财阀，主要是三井、三菱两家。日本的政治家认为：日本工业的发展是事关日本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不能不负责任的简单地把他们至于市场经济下、听任市场需求法则的指挥。但这种思想又不是说日本就必定会采取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逻辑，最后真正获利的实则是那些日本大财团。日本的指导思想是要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来建立一批它最需要的大型企业。
通过这些办法，日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常的出发点和生产顺序”。⑦日本的企业不是从轻工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开始，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大力兴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大型项目的建设都被赋予优先权，其建设效率是高速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当然，现在这些企业也并没有完全私有化，一些大型的军工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由国家财政特别拨款，进行扶植。
国家给予特别扶植和支持的产业领域里是不包括民营企业和非官办企业的。这个给予扶植和政策支持的特殊领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信托基金和有官方背景的特权大财阀。在其他领域，日本还是很自由的。这些领域主要是那些投入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由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这些轻工产业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尚能生存，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它们在美国人称的那种“家庭血汗工厂”中工作。一个做小本生意的商人在买进原料后，先交给一个家庭工厂或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厂进行加工，然后将半成品再交给另外的一个小厂加工，如此几经反复，最后把成品卖给消费者或出口商。据统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约有53％的雇员是在不超过五人的小作坊或类似的家庭工厂里工作。⑧这些员工中很多是以学徒的名义招进来的，还有一些是城市中的家庭妇女，他们大都肩背着婴儿在工厂里干着计件的零活。
就如同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性一样，日本工业的双重性在塑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政治家觉得为了和自己在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地位相匹配，他们必须在金融领域也建立起一种等级文化。因而他们决定创办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挑选一批政治方向正确的商人，以便与他们建立起一种其他形式的等级联系，使双方能“各得其所”。日本的政治家们从未想过要削弱政府与这些在政策保护下获利的财界寡头的联系，相反，政府不仅要给他们利润，而且给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按日本人传统的对金钱的态度，财界贵族是不受民众爱戴与尊敬的。现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在不违反公认的等级思想的框架下来扶植这些财阀。不过，这种努力的结果并不特别令人满意。因为财阀仍不断受到强势军团和农民的攻击。事实上，日本舆论所攻击的对象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就是人们通常指的“暴发户”(nouveau
riche)，但这个词并不能确切表达日本人的意思。在美国，“nouveau riche”这个词主要指
“新来者”(newcomers)的意思。人们之所以看不上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土里土气、还缺乏教养。然而，人们却被他们成功故事感动了。因为他们中的很多是从破木屋中起家，有些是从赶骡的小马夫变成身价亿万的油田巨子的。日语中“暴发户”一词起源于日本象棋，意思是说一个棋子从一名小卒一跃而成了帅。它像士一样横冲直撞，神气十足。但若从棋艺的规则上来讲，它是不能这样出牌的。因而，人们都对“暴发户”责难有加，认为它主要是靠诈骗、投机而成功的。这种对投机者的批评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的赞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等级体制中给巨富留下了“一席之地”，并愿意与他建立联盟。但如果这种财富是不易之财的话，日本公众就会猛烈对它进行攻击。
总之，整个日本社会都是按等级思想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人的行为都必须与他的年龄、辈分、性别、阶层相符合。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宗教、军队、实业等其他领域中，人与人之间都存在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自己的权力范围，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要生活沿着“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个轨迹继续下去，日本人就仍会心安理得的活着。他们就会感到安全。当然，他们觉得安全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幸福得到了最好的保护，而是由于他将这种等级思想合法化了。他们信仰等级思想就如同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竞争的生活方式一样。
但是，当日本试图向外输出这种“安全”模式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日本，由于深受等级思想的影响，国内老百姓很容易就对等级制度产生认同感。只有在日本那个环境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那种思想。但是，要把等级制思想输出可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别的国家都认为日本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实在是狂妄至极，或者说甚至比狂妄还要恶劣。日本军人每占领一个地方，占领区的居民都对他们深恶痛绝。然而，当看到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时，日本的官兵们却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这总是整个等级体系中的一个地位嘛；难道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不想要等级制吗?日本军部曾拍摄了几部反映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题材的影片，痛苦绝望、沦落风尘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和纳粹的征服理论相比，这些的确还不是很离谱，但它同样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日本人不能总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那种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不能强迫所有的国家都接受的。其他国家对这个是不认同的，它是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日本作家们认为这种伦理道德体系是毫无疑问、理所当然的，因此没有过多的对这种思想加以阐述。我们要了解日本和日本人，必须先从了解这种文化着手。
《菊与刀》第六节
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不忘恩情”
⊙日本人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恩人就是他的上级。如果得不到天皇的恩典则更无幸福可言……在美国人看来，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非常敏感，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那些染有流氓习气的恶少或患过精神病的人身上。但在日本这却被视为一种美德。
在讲英语的国家中，过去人们常以“历史的继承者(heirs of the
ages)”而自居。虽然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在讲这句话时多多少少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但人们并没有因这种变化而觉得自己就比先人差或是觉得面对历史有所惭愧等等。东方国家与他们则正好相反，人们往往会觉得自己不如先人，觉得自己是历史的负恩者。当西方人说道崇拜祖先时，他们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对祖先的崇拜，而只是一种礼貌性的仪式，以此来表示人们对过去的一切感恩心理。而且，他们不仅从历史中得到了很多恩惠，即使在当今每天与人们的日常接触中他们实际上也是得到了恩惠的。这种人与世界的恩情关系已成为了西方人日常决策和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尽管世界在医疗、教育、物质享受甚至是他们的出生各方面都给了西方人特殊的照顾，但由于他们日常很少思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很少认识到自己实则是从世界里获益的，因此日本人总觉得西方人的动机不纯。与美国人不同，凡是有所涵养的日本人都从不说不欠任何人的恩情。日本人理解的“义”就是要在这个由先人和同龄人编织的巨大的人情世故网中摆正自己的位子。
用言语来简单描述东西方间的差异并不难，但要真正理解这种差异在实际生活中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也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这种东西方的差异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所熟悉的日本人在战争中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种自我牺牲精神，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在那种我们觉得根本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勃然大怒。从日本人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凡是负恩的人都非常容易动怒，因为他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在中文和日文中都有许多词可以来表达英语中的“义务（obligation）”这个词的意思。这些词汇不是简单的同义词，它们隐含的寓意也无法逐字逐字的翻译成英文，因为这些对西方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恩”这个词在日文中主要表示一人所负的所有从大到小的债务、义务（obligation）这个意思。当译成英文时，就变成了一连串的词，从“obligation”(义务)、“loyalty”(忠诚)直到“kindness”(关切)、“love”(爱)不等。但这些词都不免歪曲了其原意。如果“恩”也有“爱”甚至是“义务”的意思，那么日本人就可以说“恩”了，但日本人基本是不可能这么用的。“恩”也不能表示“忠诚”的意思。在日文中，有其他的词来表示“忠诚”的意思，那些词与“恩”不是同义词。“恩”这个词有许多用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表示一个人承受的最大的负重、债务、恩惠。人们一般是从上辈或上级那里受恩，如果不是从上辈、上级那里或者至少是从同辈那里受恩，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卑微感。当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时，隐含的意思实际是说“我对某人有义务”，因而他们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
“知恩图报”实际上是一种彼此奉献的真实流露。日本小学二年级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题目叫“不忘恩情”，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小故事是日本小学思想品德课中的一段故事：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出生后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那人像疼爱自己的小孩一样疼爱它。慢慢地，它那弱小的身体也强壮了起来。主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它就送他到车站，傍晚下班回家时，它又去车站迎接。
后来主人去世了。不论知不知道这个现实，哈齐还是每天都在那个车站等待它的主人。每当电车到站时，它就仔细地注视人群，看看自己的主人在不在那里面。
时光就这样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但人们还是每天都能看到那个已经长大、已经衰老的哈齐在那个老车站前寻找着它的主人。
这个小故事隐含的道德寓意就是：忠诚是爱的另一个代名词。一个孝顺的儿子可以说永不忘母亲的养育之恩，这就像哈齐对主人的一片赤诚一样。然而，“恩”这个词并不单单指他对母亲的爱，更重要的是指母亲对他的恩：在他婴儿时期母亲对他所做的一切、在他孩提时期母亲为他所做的牺牲、在他成年后母亲对他的兴趣所作的支持以及母亲在世时为他做的一切。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所欠恩情有所回报，因而就有爱的意思，但“恩”这个词的最基本的意思是欠债。美国人在想到爱时，会想到是有感而发的，而不是受某种义务约束的。
当人们受到最好的最大的恩情，也就是通常说的“皇恩”时，“恩”实则蕴涵了一种无限忠诚的意思。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都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度上生存，如果不能得到天皇的恩典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生活、大小万事就将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有史以来，日本人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在不同时代，这个最高统治人物有所不同。他可以是各地的地头、可以是封建领主或大名，现在则是天皇。最重要的，似乎还不在于谁是最高上级，而在于几百年来“不忘恩情”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习性中占有最高地位。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集中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切偏爱都增加了对“皇恩”的感情。战争时期，以天皇名义发给前线部队的每一枝香烟都强调每个士兵所领受的“皇恩”。出征前士兵所领的每一口酒就更加是一种“皇恩”。在他们看来，神风敢死队一系列自杀式的撞机就是在报答皇恩；所有为守卫太平洋上岛屿而捐躯的士兵也是在报答浩荡无边的皇恩。
此外，人们也从身份比天皇低的人们那里受恩。比如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父母的恩情。这正是为什么在东方著名的孝道文化中父母一直都处于支配地位的基础的原因。对此的说法是孩子欠了父母的恩，要必须努力偿还。所以，在日本子女必须完全服从父母。这点与德国不同，尽管德国也是一个父母拥有绝对权威的国家，但这种权威往往是家长强加给子女的。日本人对这一东方文明中孝道一词的诠释是非常现实的。在谈到子女对父母的恩情时他们往往会说：只有当子女们自己也做了父母，他们才能知道父母对他们的恩情有多重。这也就是说，父母对儿女的恩情实际上就是日常对儿女的照顾，在大事小事上对儿女的操心。由于日本人对先人的崇拜只包括父母双亲及一些尚在记忆中记忆犹新的祖辈，因而日本人打心底里非常感激那些在年幼时照料过自己的人。当然，任何文化中共通的一点就是小孩子都离不开父母双亲的特别照料，都必须由父母供给衣、食、住，然后才能长大成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日本人强烈地感到美国人在这点上做得不是很好。就如同一位作者所说的那样：“在美国，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实际上就是要对父母好，如此而已。”当然，没有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背上“报恩”的包袱。但是，悉心照料自己孩子就等于是对自己小时候父母养育自己恩情的一种回报。人们像父母当年那样、甚至是更加精心地照顾自己的孩子，这实际上就部分地报答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对子女的义务只不过是从属于“父母养育之恩”的一部分。
日本人觉得对自己的老师、主人负有一种特殊的恩情。他们都是帮助自己一路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对自己有照顾之恩。将来当老师或主人们身陷困境时，人们应对他们“有求必应”，或是在他们过世后对他们的亲属给予特别照顾。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报恩的义务，而且这种恩情并不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少。相反，时间越长，恩情也就越重，因为它在时间的流逝中形成了一种利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受他人之恩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就像日本人常说的那样：“对于他人的恩情，我们往往是连它的万分之一都难以报答。”这将是一个重负，因而“恩情的力量”常常会超过受恩者的个人喜好和意愿。
这种报恩的理论能否被顺利地运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能否把自己看作是负恩者，在履行义务时能否真正地无怨无悔。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等级制在日本是如何被严密紧凑地组织起来的。日本人在等级制下养成的服从的习惯使日本人从道德的高度上认识到应该报恩，这点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如果把上级都看作圣人，这种报恩理论是比较容易实施的。在日语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上级对自己的下属经常是充满爱意的。日语中的“爱”，相当于英文中的“love”这个词。在上个世纪，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中的“love”时，认为日语中唯一能表达此意的，只有“爱”这个词。他们在翻译圣经时，也用了这个词来表达上帝对人类普世的爱以及人类对上帝的爱。但是，“爱”这个词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属的“爱”。西方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爱”其实是“庇护”(Paternalism)的意思，但在日语中它的内涵远不只如此，它还有一种崇敬与爱戴的意思。严格的讲，当代日本语中“爱”这个词仍主要表达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心。但可能由于基督教用语的影响，或者是为了迎合官方努力打破等级界限的需要，这个词现在也用来表达同辈之间的一种感情。
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更易于接受报恩的思想，但在日本，平白无故地接受他人的恩惠仍不是一般人认可的作法。人们不喜欢因为随便接受他人恩惠而欠上人情。当日本人说“托您福”的时候，译成英文最接近的句子就是“imposing
upon
another”。但在美国，“imposing”有强求别人的意思。而在日本，“托福”则表示给别人一些东西或者帮别人的忙。对日本人来说，最令人讨厌的事情莫过于平白无故地接受陌生人的恩惠。因为他们知道，在与近邻和以前的亲戚朋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接受他人恩惠是一件多么让人烦心的事。如果对方只是个熟人或与自己差不多的同辈，他们又会觉得不舒服。总之，他们宁愿避免卷入由于接受恩惠而带来的一切麻烦。日本人一般都对大街上发生的事视而不见、不大理睬，这并不只是由于缺乏积极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官方警官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这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惠的包袱。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著名的法令就是：“凡遇争端，无关紧要的人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出面帮助，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强迫别人接受恩情，因而人们在遇事时都不主动插手，而是谨慎地对待。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日本人在对自己是否会卷入受惠于他人这件事上都非常谨慎。哪怕只是一支烟，如果与递烟的人过去并无交情的话，那他就会感到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谢意的最礼貌的说法就是“噢，谢谢，但这让我很为难”(日语是“の毒”，原意是为难的感情、难受之情)。有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样会让你感到为难可能更好些。因为你从未想过要为对方做点什么，因而你也不想接受他的恩惠。”因此，“这让我很为难”(の毒)。“の毒”这句话有时译作“Thank
you”(谢谢，谢谢您的烟)有时又译作“I am sorry”(很抱歉，很遗憾)，或者译作“I feel like a
heel”(承蒙您如此看得起，但实在不好意思)。上面这些意思都有，但又都不是十分的贴切。
在表达接受他人恩惠的不安心情的时候，日语中有很多类似“Thank
you”的说法。其中含义最清楚的，被现代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广泛采用的是“ありがそち”，其本意是“这可太难办了”，在这里表示“谢谢”的意思。日本百货公司在这里这么说，主要是想表达顾客们不辞劳苦地来上门购货，作为商家实际上是受了顾客极大恩惠的，这里是一种恭维的言辞。在接受他人礼物时及其他许多场合中也使用“ありがそち”来表达“谢谢”的意思。另外还有几种表示感谢的词句，如“真过意不去（Kino
doku）”，这是表示受恩惠时的为难心情。小店店主经常爱挂在嘴上的是“すみません”。这个词(すみません)的原意是：“对不起，让您费心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意思是：“我受了您的恩惠。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报答您的恩情，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这个词在英语中被译成“Thank
you”(谢谢)、“I'm grateful”(十分感谢)或“I’m sorry”(对不起)、“I
apologize”(很抱歉)。譬如在大街上，一阵风吹走你的帽子，别人给你拣了回来，在这种场合用这句话是最合适不过了。当那人把帽子递给你时，出于礼貌，同时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在接过帽子时内心的不安：你会说“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现在帮助我、施恩于我，而我却无以报答，对此我深感内疚。因而我只有一直的道歉，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好受一些。‘すみません’（对不起，让您费心了）是日文中使用最多的道谢语。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我受了他的恩，并且接过帽子这一事件并不意味着我俩恩情的结束。但我却没法办，谁让我俩是匆匆而过的陌生人呢？”
在日本人看来，另一个比‘すみません’能更强烈表示人们负恩心情的词是“かたごけなぃ”（承蒙关照、愧不敢当）。这个词的汉字写作“辱なぃ”（“丢脸”的意思）。在这里则兼有是“受辱”与“感激”双层的意思。所有日文辞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由于自己受到了特别的恩惠，而这个恩惠是自己不配接受的时候，就会感到羞愧和耻辱。用这个词就说明自己承认在受恩时感到特别羞愧，而这种羞愧(耻)感是日本人最难接受的。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作具体的阐述。日本的老板及店员在向顾客道谢时，仍使用“かたじけない”(受之有愧)，顾客买货要求赊账时也说“かたじけない”。这个词在明治以前的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出身卑微的小姑娘被藩主选中为妾时她们会说：“かたじけない”(受之有愧)，意思是说：“我不配受到如此恩宠，对您的仁慈，我真是受宠若惊。”同样，在决斗中被政府当局赦免无罪的武士，也会说“かたじけない”，意思是说“接受您如此浩荡的恩惠，我简直没脸见人了。我十分后悔自己当初不该那么自作自践，在此，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
以上这些关于词汇用法的陈述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具体生动地说明了“恩惠的力量”。人们在接受恩惠的时候心情往往是很复杂的。在社会公认的人际关系中，人人都受到巨大的责任感的推动，每个人都希望能彻底报答他人的恩情。然而，欠他人人情是很难受的，因而人们很容易就产生反感。在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Botchan》就对这种反感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Botchan是一位自幼在东京长大的青年，他在一个省的小镇上当教员，但很快他就感到自己的同事大多是些平庸之辈，彼此间共同语言很少。幸好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和他的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在他俩一起出去的途中，他的那位新朋友请他喝了一杯冰水，价格是一钱五厘，约相当于零点二美分。
不久后就有一位教师告诉Botchan说他的好朋友在背后讲他的坏话。Botchan相信了这个爱嚼舌头的教师的话，随后又想起了那个朋友请他喝冰水时的恩情。
虽然只是喝了他的一杯冰水，但接受这种人的恩惠实在有损我的尊严。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人的恩惠，我实在是死不足息。……毫无表示的接受别人的恩惠，就等于说是我看得起对方的人品，觉得他是一个体面的人。在喝那杯冰水的时候，我自己没有坚持要AA制，而是接受了他的“恩惠”并对他的做法表示感谢，这种感激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我虽无权无势，但我也有独立的人格。要我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还不如让我偿还他一百万元的日元呢！
第二天，他把那一钱五厘丢到了他那好朋友的桌子上。因为，只有当他们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情，他的好朋友背地里讲他坏话的事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他们也许会厮打一番，但必须事先了结两人间的恩情，因为那已不是朋友之间的恩情。
在美国人看来，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如此敏感，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那些染有流氓习气的恶少或患过精神病的人身上。但在日本却被视为一种美德。人们觉得很少有日本人干事会如此较真、会有那种极端的举动。当然，那可能也是由于多数日本人马马虎虎罢了。日本的评论家在谈到《Botchan》这部小说时，说Botchan是“一个性情刚烈、纯似水晶、为正义战斗到底的勇士。”实际上，作者曾说，“Botchan”是自己的化身，评论家们也觉得Botchan的性格正是作者性格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关于崇高美德的故事。受恩者只有应把自己的感谢之情看作是价值“百万美元”的东西，并按照这种思想来指导行动，才能彻底摆脱受他人恩惠的内疚之情。并且，只能从体面、仰慕的人那里接受恩惠。Botchan在愤怒中，将教员好朋友的恩情和多年来一直关爱自己的老奶妈的恩情作了一下比较。这位老奶妈对他十分溺爱，总觉得他家里没有一个人关心他、喜欢他，于是经常私下给他拿些糖果、彩色铅笔等小礼物，有一次甚至还一下子给了他三块钱。“她对我始终如一的关怀给我的生活点亮了色彩。虽然我从老奶妈手里接过那三块钱的时候感到非常‘耻辱’，但那钱是我当作贷款收下的。”然而几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要还清那钱的打算。那么，既然对教员好朋友的一分一厘都很敏感，为什么至今仍不还老奶妈的三元钱呢?比较之后，Botchan自言自语地说：“那是因为我已经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了。”通过这个独白，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日本人对恩惠的反应：不论感情多么错综复杂，只要“恩人”实际上是和自己很亲的人、或是在“我个人的”等级范围之内的、或是特别崇敬我的人、或是会做一些我们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可能做的事情的人，比如在刮风的日子里帮别人拣起落帽等，我们就可以对这种“恩惠”心安理得。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恩惠”就会成为人们揪心的痛。不论这种“恩情”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人们也应该对此感到难过和愤恨。
日本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背负了过多的报恩的思想包袱，那么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可能会惹麻烦。这一点可以从近期的杂志的“失恋者答询专栏”中找到明显的例证，它的特点有点像《东京心理学杂志》。它的答疑毫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色彩，纯粹是日本式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在征求意见时这样写到：
“我是一个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我的老伴16年前去世了。为了儿女，我没有再婚，孩子们也一直很赞成我这么做，认为这是我的一种美德。如今孩子们一个个都结婚成家了。八年前儿子结婚时，我退居到离家二、三条街远的一幢房子里。说来有点不好意思，三年来，我一直和一个姑娘在一起并发生了关系。她是被人卖到妓院当妓女的，我听了她的身世后十分同情，就花了一小笔钱替她赎了身，并把她带回家，教她基本的礼仪，让她在我家作佣人。那姑娘责任心很强，而且很会过日子。然而，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都因此而看不起我，把我视若外人。当然，我并不责怪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那姑娘的父母开始对此事并不知道，他们来信说由于女儿已到了结婚年龄，希望那姑娘能够早日回乡准备嫁人。我同她的父母见过面，把具体的情况都向他们作了交代。她的父母虽很贫穷，但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同意她女儿留下来，权当她已死了。那姑娘自己也愿意守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是，我俩年龄相差甚远，我和她在一起就犹如父女一样。因此，我也曾想过把她送回乡下去。我的儿女们都认为她主要是图我的财产。
“我长年生病，估计也就有一、二年的活头了。我究竟该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最后我还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虽然那姑娘以前因环境所迫落入风尘，但她的品行是高贵的，她的父母也不是唯利是图的人。”
负责这个案例的医生认为，这个事例再次说明了一个人背负的恩情太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就是说：这位老人把对子女的恩情看得太重了。他说：
“你说的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在未进入正题之前我必须澄清的一点是，从你的来信看你似乎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你所想要的答案，这使我有些不高兴。当然，对您长期的独身生活我深表同情。可是，你试图利用子女们对你的感恩戴德来使自己目前的行为正当化，这点我是无法苟同的。我并不是说你是个奸诈的人，但你的确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如果你不想再找其他的女人，并且不想让你的子女们因为您至今仍未结婚而感到内疚的话，那我建议你最好向子女们说清楚你的用途，并向他们明确表示自己必须和那个女人共同生活。当然，孩子们的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对你的这种做法感到反感，因为你过份强调自己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不过，人非圣人，孰能无过，你也不可避免的陷入感情的纠葛之中。但是，高尚的人是应该战胜情欲的。你的孩子们之所以反感你，是因为他们对你的期望值很高，觉得他们心目中的父亲是可以战胜情欲的。然而，你却让他们失望了。虽然他们想法很多，也是很自私的，但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你当然是这样想的：子女们自己结了婚，在性欲上得到了满足，却拒绝自己的父亲有这种要求。但子女们却不是这么想的(像我前面所说的)。因而这两种想法间是有冲突的。